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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7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学习一年，从那时起形成一个习惯：花钱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传记作者麦克莱伦说：“这是他一生的特点”。
后来他转学去柏林大学，五年中改了10次地址，消费了大量酒、咖啡和胡椒粉，并且“几次求债”。他父亲指责他“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而“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
24岁，他与母亲发生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莱茵报》主编，当时工资不详。马克思在上《莱茵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文中严厉抨击了普鲁士ZF的做法，《莱茵报》被查封，第二年《莱茵报》的股东们给了马克思1000塔勒。
马克思与卢格拟定出版《德法年鉴》，作为杂志的副编辑他可以得到每年550塔勒的薪水。有了这个承诺他马上结婚。燕妮的母亲给了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他们把钱放在一个箱子里随身带着，一路看望了几个拮据的朋友，箱子就打开着放在桌子上，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用说，钱很快告罄了——马克思有着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德法年鉴》只出了一期，卢格给了马克思几本杂志算是稿酬。
1845年在布鲁塞尔，马克思提前支付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稿酬1500法郎（后来出版商取消了这一出版协约），恩格斯等朋友又为他募集到近1000法郎，而且，恩格斯还把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版税给了马克思，这笔钱使马克思一家渡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到1847年，生存条件恶化，马克思不得不四处告贷，直到母亲给了他一笔继承财产的预付款：6000法郎。这可能相当于他前三年收入的总和。这笔钱马上就有了用场：马克思捐出相当一笔钱来创办《新莱茵报》，所有的设备和机器都是他个人的，尽管有了5000份的销量，但是报纸还是濒临破产。最后停刊的时候，马克思说自己一共贴进去7000塔勒。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初期生活是异常悲惨的，因为交不上5英镑的欠款，燕妮和孩子被房东逐出。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份马克思甚至不能出门了，因为外衣进了当铺。连小女儿的丧葬费都是借来的。令传记作者疑惑的是，该年度各方捐赠给马克思的钱当有150英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中，150英镑对于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等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足够了。显然，马克思不善理财。
为《纽约论坛报》当记者后，马克思有了一份比较固定的收入，1853年是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到1863年，差不多每篇2美元，报社的编辑说马克思“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但是他的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什么也剩不下。1856年，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母亲逝世使她继承了另外120英镑。所有的钱都用来还旧债、布置新房子。布置完之后，很典型地，马克思又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嗯，从1857年开始，他们有了第二个仆人，三个女孩子的法语、意大利语、绘画和音乐都要私人授课，花费真的很大。
1861年，马克思去荷兰拜访姨夫，得到160英镑，4个月就花完了。1862年秋天，生活再度困顿，他甚至想到去铁路部门谋个职位，因为他那吓人的书法，几乎马上就被拒绝了。1863年1月，恩格斯借给他100英镑，夏天，又另外借到250英镑，好歹熬到这年的12月份，母亲去世了，马克思继承了大约1000英镑。1864年5月初，另一笔意外之财到来，朋友沃尔弗去世，留给马克思853英镑和值50英镑的东西。这两份遗产给了马克思相对舒适的环境，使他能够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当然，他再次花钱无度，安置新家和还债花了500英镑，而住的那种房子适合年收入500英镑的家庭。
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的“救星”，在50年代初期，他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自己的花费，从1865年开始，恩格斯答应每年给马克思200-250英镑。而从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862英镑。
马克思参加过投机生意，60年代在美国赚了400多英镑。到了19世纪70年代，卷入一次“资本主义的冒险活动”，他打算参与一种新型的复写机的开发专利，结果与合作者发生争执，马克思在仲裁中失败。
不过马克思去逝时仅为他的小女儿留下250英磅(仅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英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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