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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个人观点，这样形成的汇率，才是所谓的“均衡汇率”，才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益无害。ZF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个中道理，我以为是ZF以公共财力参与市场买卖，通过影响交易量进而影响价格，对价格机能的破坏比较小一点。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ZF要拿真金白银入市。这是因为，ZF的真金白银受到预算的硬约束，横竖给定ZF的财力，要多买黄米，就不能同时多购白面；要多收粮食——无论为了什么——就必须减少其他ZF项目的开支。加总起来，市场的总需求没有变化。当然，ZF多多抽税，把本来属于国民的购买力集中于ZF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细加分析的。但ZF抽税不能无限进行，以上文“监狱之价因过度管制而大涨”的思路看问题，ZF抽税也受到制约就是了。 受预算约束的需求终归是有节制的。这么想想吧：如果这些年来中国容易庞大起来的“外汇占款”，在体制上不准占基础货币，只准占财政预算、占国企利润、占专项公债，结果将会是什么？我的推测，第一个结果就是冷静的利害计算与权衡抬头，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因果联系推得略微远一点。
比方说，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将加大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些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主张，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条。当然也可以讲得更动人，比如出口行业是中小企业主打，有大量农民工就业，所以人民币升值危及中国的穷人，而“绝不升值”就是为穷人而战。这没有错。但是仅仅言及升值之害，没有讨论升值之利，就谈不到全面权衡利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人的人民币收入在国际上的购买力提高，难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提升，所谓“输入性通胀”的压力难道不因此就减轻了？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再看“升值有利美国论”。不错，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缓解美国同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更一般地说，每一种市价的变化都会带来利害关系的不同影响。价格涨起来，卖家高兴买家愁；价格掉下去，买家高兴卖家愁。要求市价变化“讨好”所有市场参与者，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与分配所得，总是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现象，就是市场中人表达高兴与忧愁的方式很不对称。举一个实例，最近猪肉市价涨得比较凶，买家叫苦不迭，破口大骂的也所在多有。卖家又怎么样了？从利害分析上他们似乎得利，但阁下有没有看见人在市场上得了便宜就上街**，高举标语“拥护猪价大涨”的？没有的。
这是说，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遇到领导上体恤民情，他们一般讲自己也是消费者，所有进货价格也涨得凶，自己也是市场的受害人——“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来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人民币汇率又何尝逃得出这个规律？2005年前汇率一动不动，受损方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同业竞争者。他们大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美国一些政客也跟着叫。但是，美国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费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这是说，靠舆论定政策不靠谱。其实，不是人们真的不懂利害分析。关键在于，理性计算是被硬预算约束逼出来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础货币顶着，谁当“坚决顶住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英雄都容易。轮到真要掏真金白银来作决定，我不相信我们的ZF、企业和居民会算不清其中的利害。这样看，汇改要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是要包括ZF在内的汇市参与方，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考量汇率变动的利害影响，并做出基于个别理性估值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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