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狼烟又起。但是这个话题上的好些认识并不正确,我们要在这里做些澄清。
第一个要澄清的,是我们能够改变名义变量,但我们很难改变实际变量。我们可以改变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但是我们很难改变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不要想当然以为中国政府可以人为低估人民币汇率:你把人民币汇率人为低估,国内工资和价格水平就有上升的趋势,这趋势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大改变。反过来,当然也是成立的。你把人民币汇率高估,国内工资和价格水平就有下降的趋势,这趋势还使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大改变。
实际变量总是要趋于呈现其本来面目;人民币实际汇率总是要趋于呈现其本来面目的。
这是一个重点,然而我们漠视了这个重点。这个重点的直接含义是:世界经济真的存在什么失衡的话,那也一定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缘故,至少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本身的缘故。如果工资和价格具有弹性,经济具有古典特征,那么人民币汇率是无所谓低估的。
是的,不否认世界经济存在失衡的问题,但失衡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所致。不要把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巨大的外汇储备归结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问题。对此,蒙代尔、张五常、向松祚讲得清楚。中国的出口产品,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生产,纵使中国不出口,他们的经常项目也不会改善,其就业决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无非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由中国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问题出在柏林墙倒塌后,前计划经济国家几十亿廉价劳动力重新融入到世界市场,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的劳动供给,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却没有因此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是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一天得不到调整,那么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他们已经散失了在一般制造业上的竞争优势,然而又人为地限制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问题于是愈发严重。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责任在他们,而不在我们。打人民币汇率的板子,这是莫须有的事情。
是的,中国经济是有一些问题的,主要是体制性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我们要有承认问题的勇气。假如没有强大的外部吸收,那么中国经济陷于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持续高速增长就会有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向世界输出了通缩压力的。但还是那句话,假如你们发达国家工资和物价具有灵活性,那么外部冲击将不会成为大问题。着眼于中国来说,不是要压迫人民币升值,而是要帮助中国深化和最终完成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个要澄清的,是我们管理宏观经济,总得选择某个变量,让其稳定下来,然后其它变量围绕其做调整。我们可以选择价格〔水平〕稳定,然后让汇率和利率〔水平〕围绕稳定的价格〔水平〕做调整;我们也可以选择利率〔水平〕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汇率围绕稳定的利率〔水平〕做调整;我们还可以选择汇率稳定,然后让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围绕稳定的汇率做调整。我们不可能在空中飞舞,必须要有一个落脚的支撑点。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变量都固定下来,我们也不能让所有变量都自由变动。核心是选择什么变量做支点,调整成本才是最小的。这就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部实质,不会有其它更实质的东西了。
或许,有人要提出,我们就是要工资和物价稳定,然后让汇率等其它变量灵活调整,来实现经济之均衡。弗老大约就是这样的主张。这是很有迷惑性的话题。天才如弗老,尚且行差踏错,何况我们凡人。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要在这个话题上多说几句。
大家知道,整个微观经济学,主体上是要证明“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这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价格机制了。无疑,价格灵活调整乃是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不过我们不要忽视一个细节,价格灵活调整又要求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货币必须稳定。否则尺度不稳定,我们便不知价格为何物了,更不知何谓价格灵活调整了。
货币稳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国内工资和物价稳定,这是货币的对内价值〔价格水平的倒数〕稳定;其二是汇率〔一种货币来标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稳定,这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本应是一个铜钱的两面,然而现实中为什么常常产生出不可兼顾的内外冲突来?——汇率稳定〔固定汇率是最稳定的一极了〕,那么我们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递;反之,如果我们坚持物价稳定,那么就得接受汇率浮动的选择。虽然在大通胀时期,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确是同方向变化的〔国内大通胀,货币汇率贬值〕,但是在更多的非大通胀时期,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常常是分离的〔用更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不成立了〕。
这个有趣问题的答案在于:其一,货币的对内价值是用商品和劳务来标示的,而货币的对外价值是用外币资产来标示的。汇率就其本质来说是资产价格,主要受预期、不确定性、投机冲击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调节速度大不一样。货币市场最快,资本市场次之,商品市场最慢。因之,汇率天然具有频繁波动、过度波动和“随机行走”的特性。其二,汇率两头联系着具有外生性质的货币发行〔不否认货币发行具有内生性质,但也不能否定其具有的外生性质〕,这使货币的对外价值多了一个扰动的源头。
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这个特性,决定了我们选择汇率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支点,经济的调整成本最小。至少,那些外向型发展的经济,选择汇率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支点成本最小。老实说,世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浮动汇率的。观察吧,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固定汇率时期;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是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美国的朋友们,你们不想活,要自杀,难道一定要我们中国人陪你们一起自杀吗?你们放弃好的汇率支点不选择,偏偏要选择一个经济的调整成本更高的支点,难道一定要我们中国跟你们学吗?
选择汇率稳定,当然就得接受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当然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它经济目标的空间。然而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固定汇率下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还要认真问一问:是汇率波动经常发生,还是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经常发生?是经常发生的汇率波动危害更大,还是不经常发生的通胀、通缩的国家间传导危害更大?我们还得认真问一问:到底是货币政策专注于货币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有限地服务于其它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还是货币政策同时服务于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入等等多重经济目标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个问题答案清楚,无需多说。
第三个要澄清的,是我们不能简单根据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确定汇率水平。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流动性泛滥,资本流进流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简单根据总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确定汇率水平,那么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实体经济。
中国的基本约束是人多。我们不要简单拿自己与美国相比较。美国拥有的是广大的森林、河流和矿藏。这些东西,现在是,一万年后仍然是资产。然而我们所拥有的 13亿人口,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人口是资产吗?一般地说,是资产,但并不绝对。此资产非彼资产。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是要穿衣吃饭的,如果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于动荡。这些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就业压力仍然巨大。这个问题,无需去做什么统计或数理统计,单看每年的大学生就业现况便一目了然了。现在尽管有了“民工荒”的说法,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并不能简单表明我们的就业压力就根本减轻了。况且,我们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含量不高;我们所从事的与自身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面临着广大低劳动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的。
说过了,即使名义汇率被低估,实际汇率也会向均衡汇率做调整的。虽然由于经济不具有完全的古典特征,因而这种调整未必充分和完全,但无论如何调整总是要发生的。汇率即使被低估也主要是一次性的,长期里扭曲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但名义汇率的每一次变化,都要引起经济作调整的。调整成本不菲,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法承受的是因此而引起的产业向外转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做更具体、更充分的说明的。
汇率决定主要应该根据实体经济的情况来做安排,而就业便是一个重要参照。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均衡汇率是多少。当然,在我们看来你们也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道理简单,假如真有人总是知道均衡汇率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富可敌国的;既然没有因为炒外汇而富可敌国的人,我们就只能认为没有人知道均衡汇率了。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不相信人为的“计算”的时候,我们能够按照我们一般的那样接受市场的“计算”吗?上文分析告诉我们,在汇率“计算”问题上,市场的 “计算”也不理想。我们的简单而又有些极端的看法,是随机找一个值固定下来〔当然我们不会真的随机去选择这个值〕,然后让经济做自我调整好了。在我们看来,汇率低估乃是一个伪问题。汇率低估不是汇率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经济的其它方面出了问题。我们就业压力巨大,资源远没有充分就业,你怎么知道人民币汇率低估了?说经常项目吗?你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怎么做得准呢?要充分考虑资本流动吗?还是那句话,你美国自己不想好,没有理由也让我们跟着你一起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