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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
李季
1932年7月1日
礼锡先生：
我这个文字劳动者十几年来的译著虽不过二百余万字，但始终是一个极度被剥削的人。不独我的先生剥削我（他将我留德前托售的二十万字左右的译稿三部扣住，既不给书局付印，也不发还，更不给报酬，至今已十二年，变成废物，我率性舍弃了），我的学生也剥削我（自然是指法外的剥削）。不独资本家书店剥削我，“朋友”书店也剥削我。有时弄得我肚子饥饿了，心中怀恨了，打算不顾一切，做一篇《书奴的反叛》赤裸裸地宣布这重重黑幕，然后抛开笔杆子，去拉黄包车。但回头一想，拉黄包车不独还是要被人剥削，并且要吃红头阿三的耳光，更不合算；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来建筑在剥削无产阶级上面，我的遭际有什么稀奇？因此仍旧过我的书奴生活，一声也不响。
不过除掉这些彰明较著的剥削外，还有偷偷摸摸的剥削。一九二七年春间，长沙有八个书局（某大印书馆也在里面），将拙著《马克思》上册《共产党的起源》一章印成小册子，偷售十余万部，一九二八年到现在，北平大规模的偷印书籍总机关，和上海四马路那个为摩登青年所麇集的富于吸引力的书店偷印拙译《通俗资本论》至无数版。我对于这些事是没有力量去过问，只好把皮带㧜紧肚子，躲在地下室偷偷地看宰制我的强盗资本家大吃其剩余价值！
然这一切的一切，许多年来。我已安之若素，雅不欲公布出来，可是无耻的书贾玩弄我的手段日新月异，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前接北平友人来信，问市场上发见署名我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出自我的手笔？当时疑该书即系郭沫若君翻译和贵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嘱友人细查。顷接来信，果然是郭冠李戴！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现在竟变成了北平的王麻子和上海的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妄收入我的账中，借饱私囊。你接此信后。除嘱北平分店依法办理外，请即赐登《读书杂志》，当作我的一个郑重的声明。手此敬颂
撰安。
李季 一九三二，七，一。
刊载于《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5期
参考附文：30年代因“郭沫若”而起的一次署名权纠纷
李明山
1932年初，北平、上海的各大书店里，一本署名李季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受到了许多进步读者的青睐。其实知晓个中情形的都明白这是经过出版社乔装改面的一本郭沫若译著。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郭沫若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逃到了日本。此时他仍以手中的笔坚持斗争，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1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发行，但新书刚刚摆上书架，就遭到了查禁。当时一些进步书店常用伪裝手法，将革命的书籍改头换面，内容仍然，再行出版。这是冲破审查的禁锢，逃避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最有效方法。神州国光出版社仿而效之，将郭沫若的这本马克思译作重新伪裝封面，译者易名李季，重新出版，结果竟畅销起来。
无巧不成书。30年代确实还真有李季其人，他也是一位译有多本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家。李季曾是中国的托派，参加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战，我们可在当时上海的《读书杂志》上查阅到刊有李季署名的大量文章。郭沫若的译著“郭冠李戴”，引起李季的强烈不满，他嘱咐朋友去仔细调查一下，事实果真如此。因此，他提笔写了一篇《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交《读书杂志》发表：
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现在竟变成了北京王麻子和上海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妄收入我的帐中，借饱私嚢。你接此信后除嘱北平分店依法办理外，请即赐登《读者杂志》，当作我的一个郑重声明。(《读者杂志》1932年2卷5期)
这冒名的责任当不在郭沫若。因此，李季声明发表后，郭沫若也没有回应，这场因郭沫若而起的署名纠纷自然也是不了了之。事迁逾60年了，但是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意味深长的：它让我们了解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真相，以及30年代反文化围剿的革命斗争；这束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小小的浪花告诉我们，名家盛名，亦不可假冒。从版权、署名权的意义上讲，可算作值得书上一笔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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