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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敏：科学技术哲学视角下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的路径分析
2011-04-12 09:43:03
摘要：本文以“李约瑟难题”中所稳含的影响科技进步的因素为理论依据，结合我国科技总体发展现状，分析阻碍新时期下我国科技进步的原因，进而从大学、企业和ZF三个重要主体寻找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李约瑟难题”作为《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研究内容，提出了科学的性质和科学的方法等相关概念，并引发了笔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的思考。“李约瑟难题”是由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的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里，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十五世纪的欧洲诞生呢？实际上，“李约瑟难题”的核心就是为什么十六世纪后中国科技成果的产生在量上减少了，在速度上放慢了。在哲学领域中，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试图从这个问题所反映的本质内容里探索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而寻找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一、隐含于“李约瑟难题”中影响科技进步的因素
“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答案，同时，这些方面也成为科技进步的影响因素。首先，在社会因素方面，制度显现出突出的阻碍作用。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封建制度与科学精神在本性上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在经济因素方面，自然经济和工商业的非独立性未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最后，在文化因素中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主观上，中国人以重道德而不重自然、重人伦而不重科学为特征的观念形态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抑制了科学的发展；客观上，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科学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环境，科学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以及科学主体作用于自然客体的中介，比如仪器、语言、方法等。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在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实验发现的因果关系。”而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官僚体制，重实用轻理论的价值取向以及教育体制下，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便是：中国经验科学走在世界前列，而逻辑推理和实验因果分析却无法上升到理性。同时，上述因素是作为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而影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我国科技发展现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中国ZF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2006年，中国ZF发布了《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制定了税收、金融等十个方面的若干配套政策，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委十七次代表大会再次决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摆在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突出位置。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定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在今后五年的发展中，将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不断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近几年，我国科研投入领域不断扩大。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以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上，我国的科技发展均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突破了以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超级稻育种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科技项目，攻克了一批重大公益技术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取获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成果。中国的研究基础日益多样化，传统经济转向新兴领域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地球科学(包括矿物学)领域，中国的论文产出占世界的10%；在材料科学领域，中国的论文产出占世界的20%，特别是在复合材料、陶瓷和高分子科学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同时在结晶学、冶金工程领域也有突出的表现。在生物医学领域，中国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高质量论文产出也呈上升趋势。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从1998年起，中国每年的科研投入以15%的速度递增。从表1、表2和表3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R＆D投入的时间、空间和结构的比较。我国投入强度不断增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而且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比较薄弱。
表1：2001年—2007年我国R＆D经费投入数量、同比增幅、投入强度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
表2：2008—2009年主要国家研发开支占全球研发开支比例
资料来源：Battelle， R＆D Magazine
表3：2009年各国R＆D经费分配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
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其中的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ZF间合作协定，多边和双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美国和日本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合作国家，同时澳大利亚、加拿大把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作为其国际合作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中国已经参与到欧盟及世界的大科学计划中，如：人类基因组计划、欧洲伽利略计划、ITER计划、欧盟25个成员国的科研框架计划等。
科学实力是一个国家科学实际能力与潜力的综合体现。科学潜力是指具有可能发挥、但尚未发挥或尚未完全发挥出的科学能力。衡量标准用科学基础条件和科学投入来反映。由上面三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科研条件在逐步改善并将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强劲动力。但作为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不是决定性动力因素，科研硬件的强大需要一流的科研主体，即中观的高等院所、企业和微观的科研人员。在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庞大以及经济结构非常复杂的基本国情下，科技投入的有效性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位价值的创造，而不是总体价值。因而，从这个角度思考，我国的科技发展显现出巨大的不足之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创新能力的薄弱和一流人才的匮乏。
因此，结合“李约瑟难题”中的启示，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的步伐，提高科技竞争力，要以以下三个主体作为改进的切入点，从宏观的制度和政策，中观的企业管理和教育体制以及微观的科研人员为主体的科研精神为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进行路径选择。
三、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一）大学——发扬一种“高尚”的科研精神
大学作为传授知识的载体，是新一代科研人员的重要起始培育基地，是贯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主要主体。对于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教授，更是文化知识、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而这一点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社会中尤为显得重要。因此，大学应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改进：首先，让学生和学习专业知识一样，学习和体会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实验验证的求实精神、崇尚自由的怀疑精神。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具体的制度来得以运行。其次，充分履行大学培养人才的责任，积极创建科研平台，加强与国内外相关高等院所和企业的合作，营造开阔的学校环境，激发学生远大目标的建立。
（二）企业──创造一些“强劲”的科技发展动力
企业作为一个盈利主体，其天然地存在一种不断进步与创新的活动因子，个人或团体。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竞争的日益激烈，要求其拥有优越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来支撑强大的创新动力。同时，企业的科技成果直接体现于经济效益中，这将成为所有科技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因而，企业中一项科技发明的成功运用是科研的有力的推动。基于这两点，企业应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完善管理体制机制，重视产品研发阶段，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不断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实现利润目标的同时，显现出巨大的社会效益，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主体。
（三）ZF──建设一个“优越”的科技发展平台
ZF作为宏观的服务者角色，其作用在科技发展领域显得尤为淋漓尽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制度方面，要与时俱进地出台相应的保护知识权和专利的法律，同时，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出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浓郁的崇尚科学的社会环境。
在科技投入机制方面，进一步明确国家科技投入方面的主要方向，合理划分ZF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在科技投入方面的分工和合作。尤其在农业科技投入过程中，ZF要投入公益性强、企业经营不能较快获利，但对农业长远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技术领域，同时，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民间组织积极投资于市场前景好、竞争力强、效益高的农业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以及开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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