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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体制源于商鞅的思想，这说明古中国在治国制度上，对私产界定、个人私欲、环境适应、道德标准等有相当精准的理解。中国统治者是素来了解人的有限理性，也知道产权界定的好处，知道法律对产权制度保护的关键。但是这些理论，都被用于建立专制的集权了，御民愚民之术并不是瞎撞的，而是有精深的制度经济理论支撑住的。
一切都在《商君书》，建议读新制度经济学，一定要看这部人类历史上最早对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的著作。虽然他利用这套理论制定了集权国家，使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产业组织，完全消灭了市场，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古国，这套制度运行至今。
以下开头，选取《商君书-开塞》文字，以显其力量：
开塞第七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
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
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
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
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
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
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
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
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
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
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
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
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
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
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
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
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
以效。
译文：
自从天与地形成之后, 人就产生了。在这个时候, 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 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就是只爱自己的亲人, 就是要努力去追求个人的私利。由于只爱自己的亲人, 就必须设法划分亲疏; 要追求个人的私利, 就会产生冒险投机的想法。由于老百姓人数众多, 却都在设法划分亲疏, 都存在投机的想法, 整个社会就都乱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都努力去战胜对方, 都在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努力获取个人的私利; 为了能够战胜对方, 彼此之间就会发生战斗; 为了能够获得个人的私利, 彼此之间就会为此而争论; 在彼此之间发生战斗和争论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公正的标准, 人们就容易丧失理智, 而使结局无法收拾。因此, 就有贤人来创立了判断是非的公正的标准, 并且劝导人们不要存有私心, 这样一来, 人们就喜好仁慈的人了。在这个时期, 人们就抛弃了只爱亲人的思想, 尊崇贤人的思想也就树立起来了。
（注：本段从人的天性出发，以探求一般人的行为模式，跟2000年后的西蒙、威廉姆森提出的“有限理性”、“投机”一致。商鞅认为，人为获利私利而会去投机冒险，为血亲关系而把社会人分成亲疏远近。商鞅这里已经把“血亲”这种威廉姆森等人认为“利他主义”的行动一并视同为人的自私，并推广至：个人会在人际交往圈中将血亲关系推广，进而划分别人跟自己的亲疏。在发现基本的人类行为模式后，马上指出这种模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无穷的竞争，而竞争需要由判定胜负的原则，若没有，经常会发生不可收拾的结果，这就是现在说的交易成本无穷大。这些都是产权、制度存在的原因，新经济制度学的结论与之是一样）
一般说来, 那些仁慈的人都是把爱护别人、使别人得到益处当作自己的职责,那些贤人都是把比其他人更加出类拔萃作为自己的追求。对一个社会来说, 如果人口众多, 却没有一定的制度来治理这个社会, 而人们总想着使自己能够出类拔萃, 那么, 这个社会也一定会陷入纷乱之中。因此圣人就出现了, 他继承了前人的经验, 划定了土地、财物、男女的分界。虽然分界已经划定, 假如没有制度来保障它, 也是不行的, 因此就创制了法律。法律已经创制了, 假如没有人来执行它, 也是不行的, 因此就设置了官吏。虽然官吏已经设置了, 假如没有人来统一使用他们,也是不行的, 因此就设立了国君。既然设立了国君, 那么, 人们就抛弃了尊重贤人的思想, 而树立了尊重贵人的思想。（注：这段超级高妙的论述，直接解释的国家的起源，制度的起源，以及他们的作用，短短一段，非常明了）
总而言之, 上古时代, 人们只爱自己的亲人, 并且努力追求个人的私利; 中古时代, 人们尊重贤人, 喜好仁慈; 近古时代, 人们尊重贵人, 尊重官吏。尊重贤人是因为他们的才德超出了旁人; 而设立国君却使贤人没有了用处。只爱亲人是走自私自利的道路; 而判断是非的标准却使人们的私心没有办法实现。这三个时代不同,并不是人们做事彼此矛盾, 而是因为人们所遵循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因而所重视的东西就有了改变; 这是因为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而所采取的治国办法也就不一样了。
（商鞅对于人类对亲人的“利他主义”行为直接判定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型，不知道2000多年前中国人如何会有这样的思维。商鞅对于道德教化的作用抬高了，对感情和模仿的作用抬高了，其实自利才是人类的硬约束。）
所以说, 实现帝王之业的道路是有标准的。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国君所走的道路是一条, 而臣民所走的道路是另一条, 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 但他们所遵循的标准却只有一个, 就是要适应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 在老百姓比较愚昧的时候, 有智慧的人就可以成为国君; 在老百姓比较聪明的时候, 拥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国君。这是因为, 在老百姓愚昧的时候, 他们拥有很多的力量, 却没有智慧, 因此, 拥有智慧的人就可以统治他们; 在老百姓普遍地拥有智慧以后, 他们就拥有了很多技巧, 但力量就不够了, 因此, 有力量的人就可以统治他们。作为人之常情, 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就想办法去学习; 力量用光了, 就不得不屈服了。所以说, 神农氏由于教导老百姓进行耕种而称王天下, 是因为老百姓学习了他的智慧; 商汤、周武致力于壮大国家的力量, 并用兵讨伐诸侯的时候, 诸侯是因为不能与之抗衡而屈服于他们的力量。在老百姓愚昧的时候, 因为没有智慧, 他们就要向聪明的人请教;在老百姓拥有了智慧以后, 他们就因为没有了力量而不得不屈服于别人的统治。所以说, 一个依靠教会老百姓知识而成就帝王之业的人, 就应该放弃使用刑罚; 一个依靠强大的力量征服了诸侯而成就帝王之业的人, 就应该抛弃德教的说教。
（注：这段是说：制度演化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
作为圣人, 在做事的时候, 既不能够死板地效法古人的做法, 也不能够拘泥于
当代人的做法。如果死板地效法古人的做法, 就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如果一昧地
拘泥于当代人的做法, 在当前形势的限制下, 就会四处碰壁。周朝的国君并没有仿
效商朝的做法, 夏朝的国君也没有仿效虞舜的做法。这三个朝代所面临的形势各
不相同, 但他们却都可以成就帝王之业, 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找到适应时代需要的
治国之道。另外, 他们在创立帝王之业的时候用的是一套办法, 而在维持帝王之业
的时候, 用的就是另外一套办法了。周武王是采用背叛商朝的手段来夺取政权的,
成功以后, 却提倡服从国君的领导; 成功之前是在和商朝争夺天下, 成功以后, 却在
国内教导人民要崇尚退让的美德。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依靠的是武力, 而在维持
政权的时候依靠的却是道义的力量。现在的时代, 强国都在设法兼并其他的国家,
弱小的国家都在努力自卫, 以免被其他国家吞并。在这种情况下, 既不能和虞、夏
的时候相提并论, 也不能仿效商汤、周武时的道路; 商汤、周武的治国方法, 在今天
已经行不通了。现在, 凡是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没有不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的, 凡
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小国没有不进行自卫的。商汤、周武所推行的治理国家的政
策, 很久以来就已经行不通了, 而当代的国君又没有人能够推行新的适合时代需要
的政策, 所以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明君就再也没有出现第四个。即便是有了适应
时代需要的治国之策, 如果不是一个圣明的国君, 他也是不会相信的。现在, 我想
要从政治效果上来说明我所坚持的新的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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