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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机构或部门提个建议：
把《易经》、《道德经》、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研究
文\燕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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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道德经》和儒家文化，其实这是一个文化系统。或许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严谨的文化体系。只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思考，我们才能真正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我们把其拆解开来独自研究与认识，结果只会成为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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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拆解开的《易经》只算得上是一个算命术；《道德经》研究到今天得到的解读，只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儒家思想，只成为一门劝人向善的佛系思想。我们对我们文化感到自豪的理由，并不是我们口头所说的博大精深，因为我们根本解释不清楚博大精深在哪里。更是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仿佛就无用武之地，反而背上思想传统的形象。我们之所以说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之自豪的理由：仅仅是五千年人类唯一没有终断过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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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想要真正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只有把《易经》、《道德经》和儒家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解读和禅悟。
如，《易经》提出的阴阳理论，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客观系统对国运、人运进行把握的理论学说。在与西方文化大至相同时期的思想，则是《圣经》之类，即，宗教之类。就是说：华夏文明涉足从大自然的奥秘中去探索人类自身命运时，西方文明还处于对神学的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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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出世，进一步对阴阳理论的阐述和发展。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本章的意思是说：天地是从“无”开始演化的，当山川河流形成之后，就成为天地的本体。因此，我们应当去观察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端倪，去思考，去发现事物运动的“其妙”（规律）。“无”和“有”是相互转换的。这个转换充满玄妙，玄之又玄，正是解开一切“其妙”（规律）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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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无”和“有”，正是老子对“阴阳”的新解读。有了这样的解读，《道德经》对《易经》提出了客观的批判：国运，人运，不应当在八卦中去推算，而应当在仁德中去把握（见其它《道德经》内容）。所以，老子一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道”是说得清道得明的，但不是永恒不变的，就如人的名气或名望，可以确立，但不是永恒不变的一样。这来源的于“无”和“有”之间的玄妙无常。而八卦的推算是死的，与变化无常的现实并不相复。因此，想要知道未来的国运或人运，不应当在八卦中去推算，而应当在仁德中去把握。如《道德经》第六十章：“以道莅天下”，“治大国，若烹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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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初始，是对《易经》的批判而来的。这样一来，《道德经》的出世，我们就不再感到突兀。既然，《道德经》中的“道”是针对于“八卦”而来的，那么“道”所指的就是一种进步于“八卦”的自然规律，一种生存法则。是什么法则？见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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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直把《道德经》独立于《易经》来解读，没有了针对的对象，也就没有了对“道”做客观认识的参照点，也就造成直到今天，我们对“道”的理解，仅仅是一种禅悟状态。历史上，更是以《道德经》创立了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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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老子为什么不直接阐明对《易经》的批判？原因有三：其一，老子虽然没有直接阐明对《易经》的批判，但是从观点上，“八卦”与仁德思想本质上就是对立的，只要我们把《道德经》和《易经》统一起来参悟，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也符合老子之思想：“夫唯不争，故无尤”；其次，老子之所以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华夏文明并不崇尚批判，即使先贤的观点有错，后生也只会隐晦的、委婉道来，缘于尊师重教的思想。即使你的观点正确，只要你明言对先贤的批判，首先就要背上不尊的罪名；其三，即使到今天，虽然绝大多数人对算命已经不相信，但是在学术上，我们还做不到对算命的理性批判。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自然也做不到理性批判。因而，不明确批判，也就是不去捅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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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认识了《道德经》与《易经》两大思想的碰撞，意义非凡。背景是人类文化启蒙的初期形成的两大客观思想的碰撞。在与老子的同时期，西方文化还深度的处于神学里遨游，直到苏格拉底的出世，才意义上实现西方哲学思想的苏醒。中国哲学，已经出现了观点上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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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则是对仁德思想在仁智礼仪孝、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得到实践的深度运用。这便是中国历史以来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原因，因为我们有立国兴邦，立人处事之仁德思想和理论体系。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尧舜禹先辈们的实践经验和心得，这也是后世形成仁德思想，仁德观念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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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道德经》作为前提的儒家思想，便没有逻辑上的严谨。例如，为什么要讲仁德？单凭儒家思想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只会陷入悖论。《道德经》第八章，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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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经文的大意就是：讲仁德的人，不意出现过失，出现差错。其中的“尤”，解读为：过失，差错。
那么反过来又问：讲仁德的人为什么不意出现过失或差错？因为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何来的过失，何来的差错？
接着又问：同样是人，我为什么要无怨无悔地付出？，见《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便是仁德的高深意境。所谓仁德之道，就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但天下“莫能与之争”！以今天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格局。
——这也成为“道”的真实含义：一种遵循于“上善若水”自然规律的、适宜人类发展的生存法则。
至此，《道德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就是哲学与方法的关系。《道德经》提出致高禅言，儒家思想作系统化阐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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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易经》《道德经》和儒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易经》提出问题，《道德经》批判问题，儒家思想阐述问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部系统理论，分立开来，就只能成为一个个散乱的零碎。从而造成在今天普遍人们心中，易学无用，道学无门，儒学迂腐的看法。谁又会真正认识，这三学统一，恰恰是人类学术之精髓，人类生存之道之本真。之所以五千年不断，因为仁德思想，本身就是立国兴邦，立人处事之根本。正是这一根本，具有同化一切文化的能力。不要说过去的五千年没有终断，未来将会成为人类统一的信仰之学。
——这，才是意义上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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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对立国做人的阐述并没有完结。它只是提出立国兴邦，立人处事之仁德之道的这个观念。怎样才能让仁德之道得到发扬，得到普遍的建设和设施？继孔子之后，再没有人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或许是学术界走了岔路，例如法家，墨家等的出世。从而让仁德之道一直处于观念状态，也就对大同世界的建设不能更进一步，和造成仁德之道，至今还没有统一世界文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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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出世，为仁德之道的发展打破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方法论。虽然，马克思主义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并不准确，但是他们因此提出方法论的这个观念。就是说：方法，可以让仁德之道实现普及的建设，可以把仁德之道从观念向方法的转变。
至此，谁能找到能让人人都讲仁德的治世方法，谁能找到人人都能成为圣人的治世方法，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就实现了完美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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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是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兼容之处：中华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研究社会科学的用意和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仁德思想的建设和发展；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又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全新又广阔的领域——方法论。
这，又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之处，因为，它奠定了人类学术研究与发展的坚实基础——仁德思想。就是说：想要实现人类最终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我们就只有找到建设仁德思想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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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话：
笔者之所以提出把《易经》《道德经》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统一研究与认识，目的只是希望把我们的文化，以统一和联系的方式，编写出一套完整、严谨又系统的教材，让国人真正懂得、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真正认识，才更利于对全世界的传播。才更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无论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统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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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华文化的系统编纂。马克思主义不仅提出“方法”这个观念，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对阴阳理论的发展，更是做到更进一步全面深入的阐述。如下：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区别联系而统一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对立统一又相互转换的，运动是发展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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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看到世界的只是：对立统一又相互转换的这个问题。就是“阴阳论”和“无”和“有”。马恩格斯把这个问题阐述到基本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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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把《易经》、《道德经》、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其成为社会科学探索、研究与发展的主线，让人类的思想不再四分五离，不再流浪，早日实现人类的思想大统一，实现人类的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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