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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太好了，以至于无法持续下去。它同政府官员支出他人金钱和干预他人事务的所有本能背道而驰。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Donald Tsang)在上个月宣布放弃推动香港走向繁荣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也就是意料之中的悲哀了。
真正令人吃惊的现象在于，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前任一直在抵制征税或干预的诱惑。尽管英国的经济制度曾颇具社会主义色彩，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却实行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人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郭伯伟于1945年被派往香港从事财经工作，并在1961-71年期间出任香港的财政司，他已于今年1月21日去世。郭伯伟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出了名的，他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他的继任者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提出了“积极不干预”一说，用以描述郭伯伟的做法。
他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岛，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香港的人均收入已同英国基本持平，尽管英国在同期也经历了高速的增长。这充分证明了自由的巨大生产力，证明了当人们能自由追逐自己的利益时他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香港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是鼓励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放弃中央集权控制、更多依靠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的重要因素。其结果是，这些国家也都尝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我认为，中国的最终命运取决于大陆向香港路线靠拢的速度是否比香港向大陆路线靠拢的速度更快。
曾荫权坚持说，他只是希望政府在“市场机制明显失调时”不会袖手旁观。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存在“明显的失调”，市场将会在曾荫权采取措施之前很久就把它们消除了。更重要的是，过于积极的政府反而会带来明显的或不太明显的“失调”。
半个世纪的“积极不干预”使香港的富裕程度足以消化大多政府滥用权力的不当干预。仅仅是惯性就会使干预的影响依然有限。虽然改变了这个政策，香港在今后多年里仍将保持富裕繁荣。不过，尽管香港经济将继续增长，但它却不会再是经济自由的象征了。
不过，这无毁于郭伯伟的成就。无论香港的未来会怎样，过去50年的经验将会继续指导和鼓舞追求经济自由的人士。这也为希望给其人民带来同样繁荣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
（编者按：本文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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