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
对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用的。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根据世界银行,中国1%的人口控制的财富比例为41.4%,笔者注】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对此有人表示,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了财富,并主张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这种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曾经嘲笑过的“老旧”、“僵化”的欧洲国家,这方面可与美国比肩的是存在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三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对于这种状况,一些人耸耸肩,一笑了之。这个人赚了,那个人亏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个大部分市民年复一年境况越来越糟糕的经济体——亦即美国这样的经济体——长期来说也不可能表现得很好。理由如下: 最近数周,在中东一些国家,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糟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些政权被推翻。该地区其他统治家族也正紧张地躲在空调房里,观望形势——下一个会是自己吗?他们的担心是对的。这些社会有一些共同点: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且财富是权力的决定性力量,种种腐败已成痼疾,渗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极力阻挠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实施。看着别国街头的乱象,我们该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这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阐述过他眼中美国社会的主要优势,他称之为“适度的利己”。重点在于“适度”二字。每个人都有狭义上的利己思想,“适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认为关注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关注公共福利——是实现个人最终利益的先决条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想法有多么高贵。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美国实用主义的标志。精明的美国人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塔尖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无数1%的人群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但往往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