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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By 蔡乐钊
《波斯人信札》不是一部小说。在该书出版后，孟德斯鸠写道：“没想到《波斯人信札》使人觉得像一种小说，这是它最成功的地方。”《波斯人信札》与其说带给人们愉悦，不如说带给人们惊奇。而惊奇，根据古希腊的哲人的说法，便是哲学的开端。因此，《波斯人信札》里的戏谑之笔和后宫艳史，绝不是为了提供消遣，而意在引导人们进行更严肃的哲学思考。
一开始，主人公郁斯贝克便告诉我们，他和黎加之所以离开波斯前往欧洲，是为了求知，因为他们相信，知识没有国界，可以给人启迪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光明。然而，为求知而游历异国向来是希腊人的传统（日后为欧洲各国所继承），而波斯人，西方人眼中的野蛮人，提出这样的理由，就显得颇不协调了。后来我们知道，郁斯贝克出走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压，也就是说，对国内政治现实的不满，迫使这位波斯贵族带上他那位年轻的朋友，一起去尝试一条希腊式的道路。
我们必须知道，郁斯贝克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自称虽自幼就进入宫廷，但心灵从未受宫廷生活的腐蚀，他甚至敢于在波斯皇帝面前直言不讳。同时，他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我一生都在观察……一切都令我感兴趣，一切都令我好奇。我像一个孩子，感官稚嫩，遇到最不起眼的事物，也会感受到强烈的刺激。”敏感的官能遇到陌生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对欧洲文明的尖刻而不乏洞见的批评。我们真会觉得这位波斯人就是一位激进的启蒙哲学家：他的目光那么的犀利，他的论述那么的隽永，他的批判那么的无情，他的嘲讽那么的刻薄。正因为如此，人们或许会将他视为孟德斯鸠的喉舌。但是孟德斯鸠借用波斯人来抨击欧洲的风俗只是半开玩笑性质，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当真。孟德斯鸠真正攻击的目标是波斯的政制的化身，也就是郁斯贝克的内院。随着情节的发展，对欧洲的抨击并没有升级，而是融入了更多理性的分析。相反，对波斯的政制与宗教的怀疑则日渐增长。几年后，郁斯贝克在写给雷迪的信中甚至承认，最合理的统治方式乃是最符合民众的倾向与好尚的方式，波斯的酷刑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
“请相信，雷迪，一个刑罚多少偏于严酷的国家，并不能使人们更加遵守法律；在刑罚较轻的国家，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并不亚于在法律残酷的国家……依我看到的情形，在土耳其、波斯和莫卧儿帝国，治安、司法与公正，并不比在荷兰、威尼斯等共和国，甚至并不比在英国得到更好的遵守与服从。”
与此同时，他的宗教信仰也出现了动摇。他不再一味赞颂真主，而是提出一种独立于真主存在的永恒价值：
“即使真主不存在，我们也应该时刻心向公正……我们可以摆脱宗教的约束，但不应该摆脱公正的约束……公正是永恒的，它丝毫不取决于人们的习俗……以上种种想法，使我对经师们产生了反感。他们把真主描绘成专制地行施权威的神，其行为方式我们都不愿意效仿……”
我们似乎感到理性逐渐在他的心中占了上风，他不再盲从任何习俗，哪怕是自己国家悠久的宗教传统。就此而言，他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人——根据当时的《法兰西学士院词典》的定义，所谓的哲人（philosophe）是：“一个凭着精神之自由凌越于公民生活和基督教生活的日常义务与职责之上的人。此人不排斥任何东西，不受任何东西束缚，过着哲人的生活。”
倘若不是内院的骚动不断迫使他离开沉思的生活，情欲又使他不得安宁，他的确很可能过上哲人的生活。可是这位冷静的哲学家，一旦涉及到内院的事务，顷刻又变为一位暴虐的主人，毫不留情地对阉奴和妻妾行使着专制权力。他惯于以行使权力此来掩盖自己的绝望处境，所以当他听说妻妾们背叛了他，这种绝望与无助就暴露无疑了：“我忧伤抑郁，陷于可怕的颓唐之中，感到万念俱灰，只是当心中燃起阴暗的妒忌之火，并产生恐怖、猜疑、仇恨和懊恼时，才重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但他依然没有认清这种可怕处境的根源。他以为如果他不离开故乡，就可以享受温馨宁静的生活，却不知故乡恰恰就是这一切烦恼的根源。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辨清《波斯人信札》的两条线，一条线是郁斯贝克和黎加在欧洲的见闻，另一条线则是内院的状况。孟德斯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大部分笔墨都花在第一条线上，使之在大部分时间里绵延不断，构成全书的主调，而第二条线则较为暧昧，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很多时候，我们对内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这在该书的第一版即1721年版中尤为明显，直到1754年，孟德斯鸠才在新版中插入若干书信，使第二条线在情节上更加连贯，内院叛乱的爆发不致于太突兀。这一更改无疑使新版在情节上更符合逻辑，但也因此减弱了第一版的暴烈程度和戏剧性：那种毁灭性的打击突如其来，更加震撼人心。我们可以说，第一条线是一部讽刺喜剧，这里的种种矛盾最终会得到和解；第二条线则是一出阴暗的悲剧，这里展现的是不可化解的真正冲突。
这是一出宫廷的悲剧，内院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宫廷，郁斯贝克像专制君主一样行使独断的权力，这是孟德斯鸠着力渲染的一点。在1754年版补入的一封信中，似乎为了使主题更加明显，泽丽娜径呼郁斯贝克为“暴君”。专制思想在郁斯贝克头脑里深深扎根，他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思想。郁斯贝克面临的困境，我们不妨称之为“暴君的囚徒困境”——“我将把自己禁闭在高墙之内，那些高墙对我比对被幽禁在里面的女人们更加可怕”——这种困境后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进行了经典的描述：暴君在行使绝对权力奴役别人的同时，使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奴隶。在质疑真主的时候，郁斯贝克显然已经意识到专制权力的荒谬，但他无法抵制它的诱惑，它就像一种毒素，已经侵入他的血液。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显然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东方人的偏见： 他们天生是些奴隶，与自由无缘。在第八十九封信中，郁斯贝克以赞同的口气引用了一位佚名人士的话，说波斯军队是由一些天生怯懦的奴隶组成的，这看起来就像是伊索克拉底《泛希腊**辞》某些段落的翻版。
仅仅因为他是波斯人，他就注定要活在专制的阴影下，要么成为统治人的奴隶，要么成为被统治的奴隶？似乎又不尽然。这是孟德斯鸠有别于他的希腊前辈的地方，我们可以从黎加身上看出一点端倪。
黎加在各方面都可以说和郁斯贝克神似，一样敏锐的观察力，一样出色的讽刺才能。但是他更年轻，心灵未曾变得像郁斯贝克那样阴郁和冷酷， 更善于接受新鲜的事物。他很快就融入巴黎的社交圈，尽管他不断地揶揄它。在给郁斯贝克的信中，他坦言：“亚洲的一切不知不觉地在我的思想上淡薄了，我毫不费力地接受了欧洲的风俗习惯。”这是他们抵达欧洲后的第三年。又过了五年，在郁斯贝克的最后一封信中，我们得知，黎加不肯离开巴黎：“我许多次催促黎加离开这异国的土地，可是他反对我的一切决定， 以千百种借口留在这里， 仿佛他忘记了自己的祖国……”
我们不知道他最后的去向，正如我们也不知道郁斯贝克最后的结局，但是孟德斯鸠似乎暗示，黎加最终会成为“快乐的巴黎人”中的一员。黎加留下来的原因不难理解。正如郁斯贝克观察到的， 最吸引外国人的，就是自由和伴随自由而来的富足。作为波斯的贵族，黎加没有物质上忧虑，他所欠缺的正是自由的体验。但黎加对自由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起初，他对这种自由的好处几乎浑然不觉，甚至怀着抵触的情绪，就像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对突如其来的强烈光线感到不适应一样。当他惊讶于欧洲人的种种荒唐行为时，没想到这正是自由的效应。郁斯贝克对欧洲人的自由思考则更具理论深度。他承认，在许多方面，法国比波斯自由得多，并且断定这种自由是和人们对荣耀（la gloire）的追求成正比的。黎加的理论洞察力不如郁斯贝克，但他在感受力方面毫不逊色。他在巴黎参观荣军院时产生的神圣与敬畏的感情，证明他能够以直观的方式同样准确地领悟法兰西民族的精神。这是一个真正的“感官稚嫩”的孩子，他的理性逐渐臻于成熟，他的心灵尚未变得顽硬。
郁斯贝克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明白地看到自由和荣耀的好处，但已经没有追求它们的欲望，正如他对内院的妻妾们已经失去了欲望，却依然怀着嫉妒之心密切地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之所以会如此，用他的话来说，是“想象力与教育”改造了人的激情。孟德斯鸠的同胞帕斯卡尔早就对想象力的危害有过深入的反思，称其为谬误之母，是理性强劲的敌人。在帕斯卡尔的笔下，人类总是遭到想象力的戏弄，而理性对此更本无能为力。郁斯贝克身在国外，而他牵肠挂肚的内院却在千里之外，如此遥远的距离，为喜欢展翅飞翔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足以使他变得疑虑重重，满腹猜忌。至于说到教育，他不是黎加那样处于接受教育的年龄，毋宁说，教育已经把他塑造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波斯人，他摆脱不了这一命运。郁斯贝克身上时刻背负着那个甩不掉的沉重包袱——他的内院，所以他注定要成为一个行使专制权力的主人，因为舍此他无法掌控它。面对这个充斥着情欲与斗争的混乱场所，郁斯贝克只能用他的意志强行维持一种表面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无法持久，因为它公然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必然要遭到自然法的报复。
尽管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波斯这个奴隶的国度有点不可思议，但孟德斯鸠的确让它发生了。在最后一封信中，孟德斯鸠让罗莎娜出来宣告自然法和自由精神的胜利。这位勇敢的妇女吞下毒药后，正告被她背叛了的郁斯贝克：“你怎么会认为我竟如此轻信，以为自己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仰慕你的变化无常，你自己在为所欲为之时却有权扼杀我的全部欲望？你想错了，我是生活在奴役之中，但我始终是自由的；我按照自然的法则改造了你的法律，我的精神一直保持着独立。”
孟德斯鸠就这样毫不掩饰地把纯粹的欧洲观念灌输到一位波斯女子的脑中。他根本不在乎他笔下的波斯人是否符合现实，他会告诉你，关键在于启迪人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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