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在他的《论“贵买贵卖”的存在及其作用》中提出了贵卖贵买的若干意义,其中还有:
“在实际生活中,每种商品都会有很多生产者,这些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各不相同,用于生产一件商品的劳动时间也不相同。即使他们都有相同的贵卖权力,贵买的能力却各不相同。”
“假设猎人甲打一只野鸭需要20小时,猎人乙需要25小时。猎人丙需要30小时。”“如果假设一年的总劳动时间是3000个小时,猎人甲可以打3000÷20=150只野鸭,猎人乙3000÷25=120只野鸭,猎人丙3000÷30=100只。”
“假设每只野鸭的贵卖价格是30元,那么猎人甲全年收入4500元,乙3600元,丙只有3000元,因此。甲可以贵买价格为100元的家具45件,乙可购买36件,丙只能买30件。显然,劳动生产率越高,贵买的能力也越大。因此,较高的贵买能力实际上是社会对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的奖励。”
“即使全社会每个人都把全部贵卖收入用于贵买,贵卖利润全部抵消,其结果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能够购买的使用价值在数量上要超过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人。或者说,他所谓的社会财富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
对于他的这个分析,我们只要把这里的贵卖贵买替换为所有的商品都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买卖的,那么同样可以得到他所谓的贵卖贵买的结果: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能够购买的使用价值在数量上要超过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人。或者说,社会财富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
这就证明了,“社会财富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根本就不是贵卖贵买的意义,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
这一观点,我们在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可以找到。但黄佶对此却一无所知,从而把明明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张冠李戴地戴到了他极力想要证明的贵卖贵买的头上,实在是一个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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