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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鲁迅，不死的阿Q
今年是鲁迅逝世75周年，也是先生诞生130周年，说来算是个特殊的年份。然而，比这些干瘪冷冰的数字更值得纪念的是他锋利如刀的文字，在时下社会中的应验与镜鉴。不久前佛山的一场车祸，将经济高速发展外衣下的人情冷漠、法制缺陷袒露人前，令我们陡然惊觉，原来鲁迅先生虽已离去75年，他笔下的阿Q们却仍活生生地奔走在这片土地上，而你我，也不过就是其中的一员……一念及此，再到道德批判的祭坛前凑趣吐口水，莫如重读鲁迅先生80、90年前对中国人的剖析，以让我们直面自己灵魂深处那一道道丑陋的疤痕。
中国都市倘有人倒地，高兴者尽有，扶助者却极少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原题《经验》出自《南腔北调集》)
中国人的“要面子”和“不要脸”混在一起
谁都要“面子”，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原题：《说“面子”》)
中国人向来自大，可惜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
“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新青年》第5卷第5号，署名迅。原题：《随感录三十八》 )
中国人只是对于羊显露兽相，对于凶兽则显羊相
中国人但对羊显凶兽相，而对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节选自鲁迅《华盖集》，1925年作品，原题：《忽然想到（七至九）》)
中国人擅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自以为正路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本文原题《论睁了眼看》为鲁迅1925年作品)
中国人一向注重生存乃至苟活，最合适的居所是监狱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原题：《北京通信》）
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不从众不虚美
不畏上不妥协
不满足不崇洋
一个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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