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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凯恩斯和马克思对失业原因的分析
方福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
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前者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代表，后者以《资本论》为代表。《通论》是要揭示一个经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总产出或总就业量由哪些因素决定，而《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因此，这两种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是大不相同的。
凯恩斯和马克思没有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1]，《通论》的出版（1936年）比《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1867年）晚了79年。但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先后生活并研究的是同一种经济制度以及这种经济制度所引发的经济问题，因此，他们先后观察到并研究了一些相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在那个时代长期大量的失业就是他们都观察到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的基本经济问题。本文主要比较研究凯恩斯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原因的分析，从中得出我们的一些认识。
一． 对失业基本原因的分析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来寻找失业的基本原因的。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以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为特征。资本家的动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源泉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资本积累就来源于剩余价值。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雇佣劳动者人数和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不断上升，积累的资本的数量和资本家在全部社会总资本占有的比例也会不断上升；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生产单位（企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生产越来越被控制在少数大公司（资本家）手里。
资本主义社会每年的总产出被分解为三部分：一部分替换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马克思把这部分称作不变资本，记作C)；另一部分用于养活工人或维持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马克思把这部分称作可变资本，记作V）；还有一部分是剩余价值（马克思把这部分写作M），它以企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被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占有。剩余价值中只有一部分被资本家用作消费，资本家的职能就是通过不断增加资本的积累来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不断被采用，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工人被雇用的人数是和可变资本成比例的。“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2]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结果将导致同量的总资本额使用越来越少的工人，这意味着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因此，长期大量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积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另一个结果是利润率的降低。这是因为，剩余价值从而利润是由可变资本生产出来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同量的总资本额推动的活劳动减少。不幸的是，利润率降低将使得资本积累率降低，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又把工人的消费限制在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要的范围内，它不能容忍通过消费的增加来抵消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3]
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能够被生产出来的数量之间，按照今天的经济学用语来说，就是实际的GDP与潜在的GDP之间，存在着缺口，而且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这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矛盾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证据。
通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暂时的阶段性调整可以缩小上述缺口，但是资本积累增加又会进一步扩大这个缺口，因为资本积累增加会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人口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增加，二者按照相同的方向变动。“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4]
随着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企业（资本）组织越来越社会化了，资本家越来越脱离企业的管理职能，变成一个单纯的剩余价值的获得者和资本积累者。这就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既然现存的支配收入分配关系的生产关系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桎梏，生产组织已经和资本家的职能相分离，生产已经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时代就到来了，这就是资本所有制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化。“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
马克思把大规模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有现象和特有的人口变动规律。“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6]
“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7]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失业或过剩的劳动人口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需要社会上经常保留一部分随时待雇用的劳动力。“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8]
凯恩斯承认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或“富裕中的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弊端，这与他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力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辩护。凯恩斯也不讳言资本家雇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写道：“雇主在决定应该雇用多少工人时，以达到最大利润为决策准绳”[9]。就全社会来说，“雇主们总是力图使就业量达到这样的水平；在这种水平上，预期收益超过要素成本的差额——即利润，达到最大化。”[10]并且，凯恩斯并不讳言失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系。他说：“在我看来，除了简短的兴奋期间以外，失业现象是和今日的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11]
但是凯恩斯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去寻找失业的原因。凯恩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就业不足或失业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他认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总产量由就业量决定，而就业量又由有效需求水平决定。“雇主们决定雇用的劳动数量N决定于下列二者数量之和（D），即预期的社会消费支出数量D1，以及预期的社会新投资数量D2。D就是以上所说的有效需求。”[12]
凯恩斯进一步分析说，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于由社会习惯（或消费心理）所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总是小于1，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虽然增加其消费，但是消费的增加总是没有收入增加得那么多，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缺口。而投资量（资本家的投资需求）又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关系，随着社会资本数量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会下降，这使得投资引诱降低，投资数量不足以填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于是，就业不足或小于充分就业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正常状态。“事实说明，充分就业，或近似于充分就业，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即便有，也为时不久。”[13]
马克思也把就业不足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正常状态。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矛盾的结果。资本家的职能是把他的收入主要用于资本积累而不是消费。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利润率会下降，资本积累的吸引力会降低，这又使得投资增长率下降。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矛盾”会暂时得到缓解。因为，通过经济危机阶段的资本折旧和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资本的利润率会提高。因此，经济危机过后，产业后备军的人数会减少。但是，这种调整是暂时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消费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生产）之间交换的自动平衡机制，因为这里的购买和销售都是“单方面行为”，而不是完全的相互交换。
凯恩斯和马克思不但都把就业不足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而且他们在“什么力量造成就业不足”这个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有一些相似性。在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总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发生的决定因素都是投资吸引力的降低。马克思认为存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凯恩斯则认为资本边际效率表长期是下降的。马克思用资本积累的概念来概括资本家的行为特征，凯恩斯则用消费倾向（其反面就是储蓄倾向）来表示人的基本行为习惯。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马克思使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他主要关注的是资本家的（消费或储蓄）行为习惯，而凯恩斯所说的具有消费倾向的人是没有阶级涵义的一般的消费者或居民户。
二． 对失业具体原因的分析
在对社会总就业量的决定因素或失业的具体原因的分析上，凯恩斯和马克思也有一些相近或类似之处。凯恩斯分析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关注的是三个基本关系：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这三个关系大体上和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资本家积累，利润率和影响利息率的因素分别对应。下面我们依次来比较他们的分析。
1．居民消费倾向与资本家积累动机
消费倾向理论在凯恩斯体系中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凯恩斯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存在这样一个基本心理规律：“一般或平均来说，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是消费的增加没有其收入增加得那么多”[14]。也就是说，增加的收入中只有一部分用于消费。这种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的结果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总收入与总消费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需要越来越多的总投资来填补这个缺口，否则就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可以说，就业不足均衡的初始原因就是这个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或者说，失业的初始原因要到人性或人的心理特征中去寻找。
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积累”(accumulation)这个概念似乎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的：一种含义是当前的收入中不用于当前消费的部分，即相当于现在宏观经济学所说的“储蓄”（saving）；另一种含义是资本存量增加。马克思把储蓄或积累看作是资本家的典型特征，只有资本家不可能也不会消费掉他们收入（剩余价值）的全部，而工人的收入（工资）会全部用作消费，工人没有什么储蓄。因为雇佣工人的工资只是和劳动力的价值等值，工资所能支配的（购得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从事生产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价值，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和资本增殖，“积累，积累，再积累”，这就是资本家追求的目的。这样，马克思就把投资和净储蓄都看作是资本家的行为，这也许是马克思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积累”的缘故。
随着资本家收入的增加，其大部分将被用作积累。因此，马克思把消费倾向的最重要的特征限定在资本家阶级身上，把消费倾向小于1看作是资本家阶级的基本的本能行为。凯恩斯显然知道收入分配差别所带来的消费倾向的差别，但是，他在《通论》中却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一般的或平均的心理规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一个特殊阶级的行为。在马克思体系中，资本家阶级的这种行为方式内在于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制度，因此，除非改变这种制度本身，否则没有办法改变资本家的积累行为。凯恩斯则认为，消费倾向源于人的心理特征，可以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和其他措施，如税收和利率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消费倾向，从而缓解收入增加（生产发展）与消费增加之间的矛盾。但是，根据马克思分析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行收入均等化将会大量削减利润率，因此将会进一步恶化收入（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2．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润率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识到，随着资本数量增加，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不同的是，马克思是用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来表述这个思想的，而凯恩斯则是通过与粘性利率相对照的资本边际效率表的下降来表述的。资本边际效率又决定于两个因素：资本资产的未来的预期收益和这项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而未来的预期收益又取决于对资本资产的未来边际物质生产率及其未来产出价格的预期。
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表的特征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凯恩斯写道：“在任何一个时期，如果对某类资本的投资增加，则这类资本的边际效率会因投资的增加而下降。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当这类资本的供给增加时，其未来收益将下降；一部分则因为当这类资本的产量增加时，其生产设备所受的压力加大，因而其供给价格会提高。短期内之所以能达到均衡，主要是靠第二类因素，但时间愈长，则第一类因素的重要性愈大。所以我们可以为每类资本建立一表，表中列示：如果要使其边际效率降至某特定数值，则在一时期中，对该类资本的投资须增加多少。把这些表加总起来，则得到一个总表，总表表示二者的关系：其一为总投资量，其二为与该总投资量相应并由其建立的一般资本的边际效率。我称此总表为投资需求表，或资本边际效率表。”[15]我们不难看出，凯恩斯是从技术关系或纯经济原因来解释资本边际效率表的变化趋势的。但是，凯恩斯在这里显然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当把微观上的单个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加总成宏观上的总资本的边际效率表时，必须考虑到有效需求的变化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因为收入分配的变化会移动资本边际效率表，而收入分配关系又是由生产关系（或制度关系，特别是产权关系）决定的。
马克思则强调了生产关系对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虽然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或利润，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得到实现；这个余额在现实中、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实现到什么强度，都要取决于市场的状况。马克思写道：“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末，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16]
马克思在论及平均（或一般）利润率及其下降时也涉及到由微观到宏观的“加总”问题，但是马克思考虑到了总需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的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写道：“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资本构成的这种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至少发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就包含着某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变化，那末，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17]
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会变化无常，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投资人对未来的预期是没有多少把握的，这种企业家的信心状态（state of confidence）对资本边际效率有重大影响。并且，一定时期投资量的多少还决定于投资人的情绪和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s)。“所以，在估计未来的投资量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想进行投资的人的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化是否良好，对于气候的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因素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于油然自发的情绪。”[18]
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凯恩斯实际上把它归因于资本的边际物质生产率递减。因为资本的预期收益既和人们的长期预期状态有关，也和资本的边际物质生产率有关。
在凯恩斯体系中，资本边际效率变化无常和下降趋势会阻碍私人投资增加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投资规模，资本边际效率是决定私人投资量从而有效需求水平的自变量之一。
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看成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和函数关系，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因此，他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与凯恩斯不同。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示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既然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以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19]
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后果。由于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所以，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利润率下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从而生命力的削弱。“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20]
3．关于利息和利息率的不同见解
在“利息是什么”，即利息的性质问题上，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大特色是把利息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是人们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凯恩斯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流行观点是把利息看作是储蓄的报酬或等待的报酬。凯恩斯写道：“所谓利息，不过是在一特定时期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21]他认为，个人在心理上都有一种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要全部实现这种偏好，必须要有两组各别的决定。第一组决定就是消费倾向。消费倾向决定的是个人将把他的收入中的多少比例用作消费，多少比例以某种方式保留为对于未来消费的支配权。第二组决定是，他到底以何种方式，持有他从当前收入中保留下来的对于未来消费的支配权。即他的流动偏好程度如何？“个人的流动偏好，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表示：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他愿意在货币形式上来持有多少资源（用货币或工资单位计算）。”[22]人们为什么会有流动偏好呢？凯恩斯的回答是，人们之所以有流动偏好，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既可以用于现在交易，也可以用于贮藏财富，即货币也是一种资产，是人们保存财富的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具有交易动机——即需要现金，以备个人或业务上作当前交易之用，谨慎动机——即想保障一部分资源在未来的现金价值，和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看法比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获利。在这三种动机中，投机动机对于利率的决定最为重要。
既然把利息看作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那么利率是什么？它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认为，利率是货币市场上的价格，它由货币供给（货币数量）和对货币的需求（流动偏好）相互作用来决定。利率所衡量的不过是货币持有者不愿意放弃对这些货币流动性控制权的程度。“利率是这样一种‘价格’：使得人们愿意用现金形式来持有的财富与现有的现金量相均衡。……货币数量与流动偏好二者，是在既定的情况下决定实际利率的两大因素。……令r 代表利率，M代表货币量，L代表流动偏好函数，则有M＝L（r）。”[23]
利率和失业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凯恩斯认为，一定时期的投资量是由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的对比关系决定的，经济社会失业的最后原因要到利率变化的特性上去寻找。利率的一个重要特性是长期利率总是大于零，它在某一个正数水平上不再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进一步下降，即利率是粘性的。凯恩斯分析说，利率之所以总是正数，除了制度因素（货币的保藏费非常微小）以外，还有心理因素。“尤其是，把借者与贷者撮合在一起要有费用；加之利率前景的不确定性，所以在现在情形下，长期利率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恐怕是在年利率2%或2.5%左右。”[24]由于在英美两国，积累的财富已经很大，以至于资本边际效率比利率下降得更快，于是，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就业量就难以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利率所围绕着上下变动的那个水平，可能经过几十年，始终太高，使得充分就业不能实现；……就业量之所以不能达到最适度水平，则是因为利率不合适在作祟。”[25]“因为长期利率基于习惯，并且相当稳定，而资本边际效率又变化无常，非常不稳定，所以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足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水平上。”[26]
在利息的性质和来源上，马克思把利息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借贷资本（或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割。与凯恩斯把利息的来源归因于时间偏好和心理因素不同，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揭示出利息产生于生产过程，来自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具体转化形式。马克思写道：“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27]这样，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利息理论也奠基于劳动价值论，利息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找到它的客观基础，这就使得马克思的利息（率）理论与一切主观利息（率）理论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经济学的利息（率）理论的一大特色是把重点放在对利息的性质和来源的分析上，即重点回答的问题是“利息是什么？”，“利息来源于哪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详细分析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又如何在产业资本（家）、商业（人）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之间进行分割，以及这种分割的依据。马克思认为，利息实际上是资本所有权的一种经济实现形式，因为“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移交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28]“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 从量的方面来看，形成利息的那部分利润，表现为不是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本身有关，而是同货币资本有关，并且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的比率，即利息率，又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29]
关于利息率水平的决定，马克思根据利息的性质和来源顺理成章地得出“一般利息率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结论。“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个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额外利润决定。”[30]但是，马克思强调，在某一时刻，利息率水平的高低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一般利润率只是决定一般利息率的趋势。马克思写道：“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末，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每一瞬间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在货币市场上，一切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使它一下子同时投到货币市场上来，情形就越是这样。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31]“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因此，市场利息率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在每一既定的瞬间，都像商品在每个时候的市场价格一样，不断表现为固定的和一致的。”[32]
利息率有没有最低界限？这个界限会不会成为阻碍投资增加或资本积累的因素，从而成为失业的一个原因？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来看，马克思认为利息率有一个最低界限，利息率不会下降到零。“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33]也就是说，即便在经济危机时期，利息率也不会下降为零。
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正数的利率水平成为充分就业的障碍或成为失业的一个原因。因为，是产业资本的运动支配着借贷资本的运动，是一般利润率支配着利息率。不过，马克思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利息率（即便这时的利息率很低）会成为投资增加、经济复苏的障碍。“在生产过程紧缩，……，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34]
三． 结束语
凯恩斯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失业问题的分析上有一些相同和类似之处，这是因为失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不论研究者从什么视角来观察它，在表象上总是可以找到共同点。凯恩斯和马克思对失业原因分析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凯恩斯主要是从人的心理以及人的动机所决定的变量关系上去寻找失业的原因；而马克思的观点是，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资本主义生产施加的一种限制，失业只是一种相对人口过剩，之所以说是“相对的”，是因为这部分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来说过剩了。
凯恩斯和马克思研究失业问题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凯恩斯对失业问题的研究是要从中找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为资本主义经济治病，使这种经济活得更好。“我们的最终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量，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控制或管理。”[35]凯恩斯经过系统分析后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要达到接近充分就业，其唯一办法是实行投资的一定程度的综合社会化；……。”[36]凯恩斯相信，“把问题作正确分析以后，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37]
马克思对失业问题的研究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与其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不相容，从而为摧毁这个不合理的旧世界提供依据。
在失业问题的分析上，笔者不能同意美国经济学家阿莱克塞德(S. S. Alexander)的观点，他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说成是和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一致的并且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补充。他写道：“（在失业问题上）凯恩斯体系不但完全和马克思体系相一致，而且在一些关键点上是对马克思体系的补充。”[38]阿莱克塞德教授过分强调了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失业分析上的共同性，忽视了二者的重要差别和研究目的的不同。
凯恩斯失业理论的局限性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以外，就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它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凯恩斯以后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和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马克思失业理论的基本点仍然是正确的，并没有过时。但是，马克思的失业理论正如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样，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不断加以完善。例如，马克思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从马克思那个时代来看，这是正确的判断，人类的大规模失业确实是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失业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独有现象，似乎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的现象。无论是哪种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失业率不但不可能为零，而且非自愿失业也无法避免。因为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或波动性无法避免，既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发的经济。并且，在市场经济下，企业的诞生和死亡是随机的，这种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死方式就要求社会上必须经常保持一定的失业量，否则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一定量的失业看来是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由于资本的残酷剥削，雇佣工人的工资除了维持生存以外，确实所剩无几，因而可以假定工人的储蓄倾向等于零，没有任何积累。但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快速增长，加上工会力量的作用，工人的工资水平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纷纷推行福利国家制度，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劳工阶级也有了自己的储蓄或积累。虽然他们的储蓄或积累的比率和规模不能和大股东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毕竟有了正数的储蓄。因此，笔者比较赞同后凯恩斯学派中的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的观点，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就业和经济增长时，首先假设财产所有者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储蓄倾向都是正数，区别在于财产所有者阶级的储蓄率大于劳工阶级的储蓄率[39]。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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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去世，凯恩斯于1883年6月5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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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91-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92-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9] 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23-24,London: A Harcourt Book, 1964.
[10] Ibid. 24-25.
[11] 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381,London: A Harcourt Book, 1964.
[12] Ibid, 29.
[13] Ibid, 249-250.
[14]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96,London: A Harcourt Book,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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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62,London: A Harcourt Book, 1964.
[1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69-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1]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67,London: A Harcourt Book, 1964.
[22]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66,London: A Harcourt Book, 1964.
[23] Ibid, 167-168.
[24] Ibid, 219.
[25] Ibid, 204.
[26] Ibid, 204.
[27]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5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35]Keynes, J. M.(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247,London: A Harcourt Book, 1964.
[36] Ibid, 378.
[37] Ibid, 381.
[38] Alexander, S. S(1940), Mr.Keynes and Mr.Marx,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 No.2(Feb.,),123.
[39] Kaldor, Nicholas(1955-56),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3,No.2, pp.83-100.
Kaldor, Nicholas(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Vol.67,No.268(Dec.),pp.591-624.
Robinson, Joan(1956),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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