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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转向内需为主并非一日之功。他举例说，日本在198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开始对国内经济进行调整，转向内需为主的经济。但是快20年过去了，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实现以内需为主的经济。
目前国内学界确有一种焦虑，对中国经济转型迟迟没有启动感到不安。因此，即使是制定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希望赋予推动转型的功能。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绝不可能一撮而就，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尤其不易，而且世界上也鲜见转型成功的大国，比如日本、俄罗斯等。
不过，周行长的说法也较为牵强，尤其是他以日本为例更是错误。当年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出口为导向，ZF主导经济发展，到了1980年代被迫日元升值后才考虑经济转型。日元快速升值带来的是日本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滑，这吓坏了习惯高速增长的日本执政当局。日本决策者决定扩大扩大内需，开放市场，实现金融自由化，正是这三大转型政策促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日本之所以转型未获成功，主要是在1980年代之前该转型时未转型，经济高速的增长掩盖了失衡的坏处，并让ZF陶醉其中；而到了被迫转型的时候，又不愿以低增长率为代价，当日元升值影响增速后作出了错误的反应，直接造成了经济泡沫。泡沫破裂后巨大的金融黑洞与ZF赤字负担让日本完全失去转型的能力，再加上老龄化加重与全球化加深，日本在二十多年内并没有实现转型。
应当说，目前中国已经到了被迫转型的时候，转型最好的时机早已不在。在这个阶段的转型更应该谨慎，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像人民币大幅升值造成的影响一样，让中国决策者作出了错误的反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重宽松，这制造了资产泡沫和通胀，中国目前试图实现经济泡沫的软着陆。这意味着从2007年中国提出“调结构，减顺差，促消费”后，实际上主要精力用在了确保经济稳定而非转型。
这也是学界担忧转型迟迟无法推进的主要原因，而更深的忧虑是，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仍然是以保增长为目标，而转型必然会牺牲一部分增长，淘汰落后过剩的产能，转型会以改革打开新的增量空间，转型就要实施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转型的前提其实是政治改革。但是，中国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转型的巨大障碍，由于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强，既得利益群体在政策上更会以稳定而排斥转型，这种迹象越发明显。
因此，周行长的观点虽然代表了一部分事实，但他却忽略了中国转型缺乏动力并受阻扰的现实，而中国经济失衡的程度让转型几乎没有更多的时间等待。这种矛盾增加了有识之士的焦虑，周行长以日本为例来神化转型的困难，其实不过也是转型阻力的一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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