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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左右，蔡昉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或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争论，至今方兴未艾。之所以引起广泛的争议，从经验来看，是由于存在工资上涨、劳动短缺和农村剩余劳动并存的悖论。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理论预测，在刘易斯转折之前，农业部门（或者传统部门或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水平由生存工资决定，长期保持稳定，因而非农部门（或者现代部门或资本主义部门）只需支付略高于农业部门生存工资的工资水平，比如高出30%，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而在剩余劳动转移以后，非农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劳动者由农业转向非农业。而中国自2003年以来，既存在工资上涨和劳动短缺的现象，农村部门也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这一理论上相互冲突的悖论，是引起关于刘易斯转折争论的关键。
争论的焦点在于工资上涨幅度和剩余劳动数量。由于缺乏权威的、全面的和决定性的数据，根据使用的数据和方法的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不同的研究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认为中国已经越过或即将越过刘易斯转折的学者认为，普通劳动者（农民工、非熟练工人）工资上涨有明显的加速趋势，显著区别于2003年以前的情况；工资上涨是全面的，不仅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包括中西部地区，不仅存在于非农部门，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出现了加速上涨；工资差异具有收敛性，不同地区的工资水平更加接近，农民工工资比城市户籍劳动者增长的更快。认为中国尚未越过刘易斯转折的学者，通过一些微观调研数据说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在剔除了劳动者个人特征的影响，以外如教育、年龄、培训等因素，没有出现稳定的加速上涨趋势，而且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滞后于熟练工人。因此，宏观的工资上涨，可能是由于非熟练工人个人特征整体性的变化，如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也可能是由于经济周期性的变化，如08年之前中国经济繁荣和08年之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劳动力需求在短期内的大幅上涨；还有可能是由于农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使其生存工资水平和农民工转移的机会成本或保留价格提高，如免除农业税、粮食直补和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因此，即使存在工资价格上涨或加速上涨，也不能简单的解释为劳动力供求结构的长期趋势性的变化，或者说刘易斯转折已经或即将到来。
从剩余劳动的数量来看，由于剩余劳动不能直接观察到，必须通过估计农业生产必需的劳动熟练而间接得到，而中国农村劳动人口统计上的不完善，更加加剧了这一困难。根据剩余劳动的定义不同，进而采取的估算方法不同，必然导致结果有很大差异，研究结论从2000万到1.5亿不等。蔡昉等人对剩余劳动估算的贡献在于，不仅估算剩余劳动的数量，而且估算剩余劳动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从而将剩余劳动与可以转移的劳动熟练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剩余劳动和工资上涨并存的悖论，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其他学者从潜在的劳动供给这一角度去研究刘易斯转折问题，如奈特等人的研究。
虽然似乎争论双方有很大分歧，但是，在争论中也有一些进展和共识。如由于空间因素和劳动者个体的异质性，刘易斯转折是一个区间，而不会是一个点；剩余劳动的数量趋于减少，而人口特征更加不利于劳动转移；因此，中国经济的方向正在向刘易斯转折迈进，而不是相反。从政策上来看，无论对刘易斯转折的判断如何，在完善劳动市场制度和减少劳动流动障碍方面，都存在相当一致的认识，如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加强劳动者保护、消除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民工潮汐式的转移方式，使其更多的实现城市定居等等。这体现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也存在一定共识，那就是劳动者的稀缺性正在增强，必须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措施，挖掘劳动资源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从争论中凝练共识，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也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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