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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国考热”高烧不退，公务员、国企职工等成为热门职业；一面是“乔布斯热”升腾而起，国人对于创新、创造、创业尊重和敬仰有加。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叩问着当今中国人创业精神的长消盛衰。当今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是否衰减了？本报就此话题约请两位作者展开深入讨论。是为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与本报联合开设的“争锋”栏目第七期。
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正在衰减
沈桂龙
创业精神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学界对创业精神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它应该包含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它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创业者不断追求财富的增值；其次，它体现为接受风险的精神特质，创业者是风险偏好者，而不是风险中立者或者风险厌恶者；第三，它表现为持续创新成长的生命力，而不是简单的复制或拷贝，也不是短期的冲动行为；第四，它是产业扩张的微观基础，是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必要因素。从上述界定中不难看出，创业精神不仅存在于个体层面，也存在于组织层面，既可能体现于企业创业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于现存企业的扩张行为中。因此，从这个概念含义出发，笔者认为当今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正在衰减，处于高增长后的下降阶段。
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革使得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呈现高增长态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变了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实行国家促进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就业新机制，大大促进了劳动力流动，给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了蓬勃发展的有利环境，也为个人创业精神的释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为其适应市场竞争，提升竞争能力，不断发展壮大，发挥组织的创业精神营造了有利环境。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观念冲击，以及大量跨国企业的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示范，为国内创业精神的提高带来了积极影响。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创业精神正从高点滑落，步入下降阶段。
从就业意愿看，人们普遍追求相对稳定的工作，甘冒风险的人群数量明显下降。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偏爱风险的创业精神尽管会带来潜在的更高收益，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作用会愈加明显，边际收益带来的满足感也随之下降。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个体，其择业选择的利益最大化条件正在发生改变，人们更愿意接受较小的风险和稳定的工作，而不愿意为了较小满足感，去冒更大风险。从上世纪70年代当兵、当工人受追慕，到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流行，再到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风行，进入新世纪以来，行业、职业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银行、税务、工商、电信、外企等普遍受到欢迎，公务员、国企职工等成为热门职业。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学而优则仕”现象回潮明显，国家公务员招考有关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人创业精神的衰减。2012年“国考”报名人数与11年前相比增长了42倍，从3万余人增加到141万人，录取人数则增加3倍，招录比率仅为1.15%，远低于高考的72.3%。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财富积累方式，削弱了价值创造和产业扩张的微观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渠道不断增多，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为人们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更多方式和渠道。创办实业已经不是财富积累的唯一通道。人们只需要利用市场价格的波动，通过钱对钱的交易，而不是钱对物的交易，就能获得更多收益。譬如说股票买卖，虽然它对众多投机者来说，也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通过价格波动而获得收益，从产业扩张的微观基础上看，也没有特别贡献，更不用说就业创造。我国股民数量很能说明这个问题。2007年初我国股民数量就超过美国，2010年底仅股票账户数就突破1.5亿。房地产投资尽管作为钱和实物的交易，但往往也只是回收更多货币的手段。此外，债券和期货投资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积累财富的渠道。价值创造或价值增值对于财富积累重要性的降低，以及就业贡献和产业扩张微观基础的削弱，必然会导致创业精神的下降。
快速致富心态以及浮躁心理，导致创业精神中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欲望普遍衰减。现代市场经济强调公平竞争，那些能够在信息、技术、管理方面取得时间优势的竞争者，往往会赢得先机，并在竞争中取胜。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人们在收入水平提高、竞争压力增大的大环境中，往往希望通过某种手段快速致富，在收入分配格局中较早处于有利位置，创业的浮躁心理普遍存在。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很多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创业意愿在提升，希望自主创业的人数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也看到，能够真正将创业行动付诸实践的人相对上述数字却大为减少，同时创业后的做强做大、做深做精的动力不断衰减。不少个体和企业缺乏持续发展的欲望和能力，创新动力不强，短期决策成为优先选择，甚至只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存在“捞一把就走的心理”。程式化、简单重复和随意拷贝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常见病，某些方面的创业精神增长难以抵消其他方面创业精神的衰减。
企业成长环境的不利因素，导致小企业成长和退出障碍，并削弱了大企业持续创新成长的生命力。企业成长环境的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企业成长和退出障碍。小企业特别是小规模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很难获得金融支持，商务成本也大幅提升，一些特殊产业的进入门槛依然很高，这削弱了小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生存型发展成为主流，企业失败的退出现象进一步增多。此外，随着ZF和社会对企业责任的日益关注，以及对雇员保护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企业的退出成本大幅增加。这些因素必然形成负面性的示范效应，导致创业精神的衰减。二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对国有企业本身和小企业的创新精神形成明显的抑制效应。国有企业通过垄断优势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导致其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但对其持续的发展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形成了明显抑制，同时也削弱了小企业创新的欲望，对小企业的成长壮大产生负面影响。三是宏观经济不稳定因素的冲击效应，使得创业精神受到打击。我国很多企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特别是众多专营出口的小企业，在宏观经济不稳定因素的冲击下，纷纷倒闭，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这不仅削弱了现有企业的做强做大能力，也使得更多企业维持和退出欲望增强，人们的就业选择也会将安全和稳定作为首要选择，从而导致创业精神的下降。（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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