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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科斯：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起步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2月13日 10:22 我要评论（0）
打印| 字号： 过去30多年中国的市场转型只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 远不是其尾声。市场社会毕竟不是什么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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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年满101岁，老态龙钟，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话想说，我断不会接受《财经》的盛情邀请，借此机会对中国读者发言。
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让我先谈谈一些个人见闻。作为一个百岁老人，我可以说的是，一个世纪并非那么漫长。20世纪伊始，欧洲洋溢着乐观和信心。那时，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被吸收。
但是，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年我还不到4岁。这是个绝对的灾难，不仅因为数以百万的人，为了毫无意义的目的，自相残杀，更是因为它让人们的态度和观点误入歧途。
人们对既存的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上风。历史学家称之为的“极端年代”降临在我们身上。
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中国从更早的19世纪后期开始，就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其整个文化传统为知识精英所抛弃。从那时起，中国如浮云一般飘忽不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
但是，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直抱有信心。年轻的时候，我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如他一样，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不已。我觉得中国是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国家，不知怎么回事，它的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我为此感到非常困惑。
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又出乎我的意料。似乎中国正努力实现其潜力。我不认为有人可以预计到中国在30年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中国是如何从计划经济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呢？
带着这个疑惑，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教授于三年多前开始写一本书，来解释中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目标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过去3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妥协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新兴的私人企业家在政治上危如累卵。
但是，这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当时并不是中国改革的目的，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实验之路。
这样的心态，再加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如果我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
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
在此争斗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其实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正如我从马可·波罗游记了解到的，中国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
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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