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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他的国情咨文讲话中表示，美国需要一个“能持久发展”的经济。不幸的是，奥巴马在发表民粹主义言论的同时，错失了开启美国在今年竞选期间必须进行的一场对话的机会：如何让我们的经济重焕生机，从而带来生产率的提升并提高生活水平？
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为三个部分：创新、投资和利益共享。创新是生活水平和未来就业的最终推动力。它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非破坏性创造”——即开发全新的产品和业务模式。支持这种模式的政策包括为基础研究以及顾及贷款激励和金融稳定的金融行业监管提供强大的联邦支持。可事实上，《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偏偏将那些规模最大且最安全的借款者限制在信贷流动之外。
另一种创新形式——“创造性破坏”——也至关重要。净就业创造等于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之差，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在富有活力的经济中，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数量都很高。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表示，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里，美国每年的就业创造占就业总数的17%，每年的就业破坏占15%。
为了促进创造性破坏，我们需要让替换失灵的管理层并重新配置劳动力和资本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容易。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得到的信息是：就业破坏是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部分。确实，私人股本公司加速了这一过程。此外，处于低位的资本利得税率使得出售资产的成本更低，从而帮助资金更顺畅的流动，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投资是经济活力的第二个推动力。政策应确保国内外的资金都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这就需要减少通过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向住房市场提供的慷慨补贴。我们还需要能改善投资资源配置的税收改革：降低企业和个人收入的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并减少对企业股本收益的双重征税——双重征税指先对公司层面征税，然后通过对股息和资本利得征税又在投资者层面征税。
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包括设置累进消费税，对债务和股本实行同等税收待遇，同时大幅降低股息和资本利得税率。所有上述观点已经在华盛顿传播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必须限制支出，以避免未来出现高税率，并鼓励企业投资。奥巴马为所谓的“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提出的建议，与其说是为高收入者划定一个最低税率，不如说是呼吁对投资和冒险行为的回报进行双重征税。
最后，经济政策强调让广大民众分享增长好处，这一点至关重要。伴随经济活力而出现的变革会让许多美国人无所适从，我们应当为他们提供帮助。用个人再就业账户取代过时的联邦培训补助时，应与税收补贴和教育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教育改革，可以让更多的人上得起社区大学、技术培训学校和大学。医疗领域的税收和保险市场改革可以放慢成本上涨速度，并提高实得工资。
相比之下，奥巴马将有关利益共享的讨论集中在对现有企业的保护（就像在通用汽车(GM)纾困方案中那样）、误入歧途的金融监管以及对保护工会工人的管制上。这不会增加活力，因为它放慢了用技术替代就业的速度。
我们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要增长和复苏，还是保护和衰落。奥巴马甚至没有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如何让经济有适应力并增长？更糟糕的是，他提出的那些政策与“能持久发展”的经济的兼容程度，还比不上与当前这个有问题的经济的兼容程度。
本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院长，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现任美国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顾问。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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