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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见到一位研究“人类性学”的教授。说实话，对中国的大学里能有这个专业，我已经相当惊讶，毕竟，三十年前的中国还是谈“性”色变。鉴于2002年，《海蒂性学报告》在中国畅销时，上海最大的书店福州路上海书城把它摆放在“计划生育”书架上，我问他的专业被安置在哪个学院底下。他自嘲说：跟动物在一起。原来是隐藏在“生科院”里面。提到这个，教授很激动，说：你不知道这20年来我为了给这个研究方向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付出了多少。
我们没有就“付出”的内容讨论很多。但我可以想象的是：专业没确立前的学术级别晋升会有困难，争取不到研究经费的困难，学术论文无处发表无人待见的困难，社会的舆论压力的困难，以及来自家庭的不理解的困难等等。我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皮子，动用了多少人脉，或者失了多少夜的眠，才争取到今天的地位。但经历过这些磨难后，他显然已经对自己的专业方向有了过高的期待。言谈中，他提及到：“两性间的性沟通，可以说是两性间最高级别的沟通方式。”一个教授发表这种言论，未免让人错愕。我觉得他正在恶狠狠地向这个专业方向为过去的20年索取回报。有首歌的歌词是：付出多少，是不是就要拿回多少。从人性利己的一面考虑，我看是。当然，不能让一门社会科学成为这种心态的牺牲品，这是学术监管部门的职责。
同样的“执着”，也发生在一些长期致力于公益事务的人身上。据一位大学毕业没多久就辞职去NGO工作的人介绍，在西南山区农村，因为那里没有像样的路，更谈不上交通，他经常在山路里步行两天，只为了去一个有段时间没来上学的孩子家里家访，搞清楚孩子不来上学，到底是病了，还是家里怕学费贵，还是父母不想让他们再读书了，然后再对症下药，进行辅助。因为长年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对城市里的那些大学同学，有着主流的工作，过着城市生活的那些人，颇有些看不顺眼。他习惯于让这些朋友们给他买烟抽，也习惯于让这些朋友资助他的生活。一位长期给他买烟却又被他冷嘲热讽的人终于忍不住了，抱怨说：当初是他自己去山区做公益的，现在时间长了，他过得不好了，好像我们大家都欠他似的。我甚至不怀恶意地想，也许他也想过退缩，想过回到城市里那套循规蹈矩的生活轨迹中。但这样一来，他之前的努力就很容易被人忘掉，此外，也不太容易追赶上远远跑在他前面的那帮同龄职业人了。那他这些年的价值不就化为泡影了吗？
当然如果他只在乎自己的内心，而不在乎外在的纷扰，就不会有这样的苦恼。但许多“剑走偏锋”的人依然是以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为最终价值。尽管“剑走偏锋”在形式上与主流社会的认可，看似南辕北辙。如果在一开始就认清这些问题，并且依然执着于“另类”道路，也许可以获得一个更愉快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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