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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报》专栏文章，尚未发表，谢绝转载 2012年4月2日是英阿马岛战争30周年。尽管阿根廷总统总统克里斯蒂娜仍在重申阿根廷拥有马岛主权，并敦促英国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但看过了太多类似争端的我们都明白，这样的要求通常会无疾而终。尽管英国已经不再是叱咤风云的日不落帝国，但即使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强权似乎依然是公理。事实上，阿根廷可谓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命运多舛的国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达到790美元，约为英国人均GDP的75%，远高于日本的332美元（以上数据均按196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然而到2011年，阿根廷人均GDP为9138亿美元，仅为英国人均GDP的25%，以及日本人均GDP的21%。不难看出，一个世纪之后，阿根廷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急转直下。政治上的窘迫，自然与经济上的衰落息息相关。 阿根廷只是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一个缩影。在1960年，拉美的巴西、阿根廷与东亚的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同属中等收入经济体。50年之后，韩国、台湾、新加坡成功地晋级高收入经济体，而巴西、阿根廷依然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里停滞不前。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中国2030展望》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有趣的是，这里面居然包括希腊！），而大多数在1960年就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到今天依然如是。这一现象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美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因此拉美陷阱也就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词。 从经济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当由低成本适龄劳动力构成的人口红利与由资本匮乏构成的收益率红利逐渐消逝之后，以及当本国科技水平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追赶效应”耗竭之后，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鼓励个人与企业的创新，以及在教育与科技研发方面乏善可陈，导致该国失去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该引擎通常由人力资本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导致这些国家与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的差距越拉越大。 从社会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社会资源被控制在少数精英集团手中，而ZF与精英集团的结盟巩固了这一格局。个人通过自己努力从草根阶层上升到精英阶层的概率越来越小。用形象的比喻来说，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个人从草根阶层爬升到精英阶层的“梯子”已经被撤掉了。由于害怕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冲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精英集团并没有动力进行大的变革。由于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前景变得渺茫，草根阶层也没有太大动力去积累人力资本。换句话说，这种固化的社会格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 从政治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历届ZF实施的试图取悦选民的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拉美地区不断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一个全民选举的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党要获得更多选票，就必须对社会大众许下动听的承诺。然而，ZF与精英集团结盟的现实，意味着ZF不可能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政策将利益由精英集团输送至社会大众。为了实现眼前的承诺，新上台的ZF就只有通过ZF举债来提高大众福利。当ZF债务攀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时，ZF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宣布主权债务违约、或者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蒸发掉债务。从19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就在恶性通货膨胀与主权债务危机的交替之中不断循环往复，从而耗尽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来获得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但过去取得的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依然一片坦途。事实上，如果不能正确应对，中国依然有重蹈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过去依赖出口与投资导向的增长模式已经动力不再。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以及廉价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潜力下降，已经造成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再加上国内要素价格改革、环境保护与人民币升值，以及中国经济体量的放大，依靠廉价商品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经接近50%，无论制造业领域还是基础设施领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难以继续依靠高投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急需由出口与投资驱动向国内消费驱动转型。但增长模式的转型必须以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在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为前提，但由于这些改革会遭到来自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企业与ZF）的强烈反对，造成结构转型的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阶层的固化同样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举个例子，在1980与1990年代，来自农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就很有可能跳出龙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自己也完成阶层上的跃迁，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然而在现在，来自农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首先会对高昂的学费无所适从，四年的学习生活可能使自己的家庭背上沉重债务，其次一旦毕业就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甚至导致自己家庭的财务破产。在这样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确定性与焦虑感可能使得平民出身的青少年丧失进行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而一旦社会中大多数青年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感、对社会不公充满了忿恨情绪、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丧失了希望的话，社会动荡就可能接踵而至。青年人的愤怒其实正是中东北非动荡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导火索。 再次，从政治层面来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也同样面临“权贵资本主义”的威胁。渐进式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培育了一批利益集团，他们从现有半行政半市场化的模式中获益颇丰，从而会阻挠下一步的改革。如果中国ZF不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实现从既得利益集团向社会大众的福利转移的话，那么通过提升社会大众福利水平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的努力就可能沦为镜花水月。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是在不改变蛋糕分配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来使得各方获得福利增进。但现在的挑战是，如果不改变蛋糕分配方式（即更加公平的分配），那么蛋糕就难以继续做大。当然，短期内ZF也可以通过举债或通胀的方式来做大蛋糕，但未来ZF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之，未来中国的改革不再是皆大欢喜的增量改革，而必须进入“几家欢喜几家忧”的存量改革阶段。如果中国ZF不能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以及资源配置上变得更加公平的话，中国经济可能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社会与政治改革也可能停滞不前。拉美陷阱殷鉴不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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