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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第二次来到中国，被誉为“互联网先知”的凯文·凯利（Kelvin Kelly）去了桂林。随后他把一张照片更新到自己的社交网站页面上，那是漓江上的一条“机动筏”——普通的竹筏装着简易燃油发动机和螺旋桨。
被“粉丝”们昵称为“KK”的凯利对此评论道：“极简版的快艇，高低端科技的结合，不就很好用吗？”
几天后，在财新记者问及这张照片时，这位留着白色络腮胡子的“技术哲学”思想家顿时来了精神：“我一直很感兴趣的，就是各地的人们会怎样‘误用’技术。很多时候，强大的新技术就是这样发源的。”
凯利拒绝认可“互联网先知”这个称号，他认为自己的预言“错的比对的更多”。身边马上有人纠正说，他太谦虚了。当然，凯利有理由拒绝这个称号，因为他的观察领域并非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而是在更为广义的“技术”上，或者说技术的不断进步所演变的生命体与人造物的关系上。
好奇心填满了凯利的中国之行。这个60岁的白胡子老头会对电梯里印着“今日星期三”的地毯设计大加赞赏，也会跟偏远苗寨里卖手机的年轻小贩聊上许久。这些普通人乍一看并无多少特异的事物，却能在凯利的眼中成为一项项规律的佐证。正是凭借着“平淡中见神奇”的归纳与抽象能力，这位媒体编辑出身的思想者，写成了内涵深邃而又影响深远的技术哲学著作，奠定了他在全球科技界的地位，并源源不断向读者提供思想养分。
“游侠”与“巫师”
1952年，凯文·凯利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学毕业后进入罗得岛大学仅仅一年，他就决定放弃学业，转而到亚洲游历，行走于中东到日本之间的十数个国家。他作为自由摄影记者的作品，曾经发表在《生活》等杂志上。1979年返回美国后，他还进行了一次环游全美的自行车骑行，并在沿途创作日本俳句和风景素描，这些作品最终在1995年出版成书。
1983年，爱好游历的凯利创办《行走》杂志（Walking Journal），随后成为《全球概览》杂志的编辑和一系列衍生刊物的主编。在那里，凯利更多地接触到了电脑和互联网技术、黑客文化，以及其他诸多先锋技术概念。他的工作兴趣开始转移。1993年，凯利参与创办《连线》杂志（Wired），并担任杂志主编直至1999年。这本杂志及其网站，至今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科技媒体。
让凯利本人名声大噪的，是他1994年出版的《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Out of Control）一书。在这本43万字的技术哲学著作中，凯利提出了诸多富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技术发展理论和趋势预言。这本厚书对读者的影响极深，以至于在拍摄轰动全球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时，编剧们要求演员在看台词之前先阅读《失控》等三本参考书。当《黑客帝国》剧组披露此事，并且放出对凯利的专访视频之后，更多的人开始阅读《失控》和凯利的其他作品，并惊叹于他观察的敏锐和预言的精准。除了给《黑客帝国》提供灵感，他的另外一些对于未来的想象，比如虚拟现实的电脑操作界面，被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另一部著名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吸收。
凯利在担任《连线》杂志主编期间的出色表现，让很多人把他视做美国“数字文化”的代言人。尽管一直在持续观察和思考科技的历史与未来，凯利并不像某些狂热的“极客”那样，随时摆弄着智能手机或其他新潮设备，而是隐居在远离硅谷的郊区，过着简单的生活。每到陌生的地方游览，或遇到有趣的人和事，年少时那个“在路上”的自由摄影记者就会回到凯利身上；他不断地观察，提问，记录，抽象。
凯利目前在《连线》杂志保留着一个有着特异名字的职位：资深游侠（Senior Maverick），这也是他心目中对自己的最佳形容。成功地让“游侠”性格与在科技及传媒界的“巫师”身份合二为一，给凯利染上了浓重的传奇色彩。同样是游侠般的性格，同样在年少时游历亚洲，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与凯利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乔布斯也曾说，他年轻时最喜欢的杂志就是凯利担任编辑的《全球概览》。
虽然凯利尊重乔布斯的工作和苹果产品的实力，但在技术创新理念和管理风格上，他显然并不把乔布斯当做同路人。“苹果一直在很努力地满足顾客的要求，问题是这家公司只有一个顾客——史蒂夫·乔布斯。”当财新记者提到乔布斯和苹果公司时，凯利说。他对秉承开放文化的Google和Facebook有着更高的评价。
“互联网先知” 凯利对互联网的观察和趋势预测，尤其受到业界的赞赏和推崇。他多年前就谈及的云计算、物联网、社区网络、维基百科、众包等概念，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实际应用。 在2007年的一场演讲中，凯利回顾了互联网发展的前5000天。他用数据说明，如果将整个互联网的流量、存储能力等数据与一个人的脑神经元数量等数据相对照，两者已经非常接近了。他补充说：“但是人脑的数据可不会每两年就翻一番。”照此计算，到2040年，机器的处理能力就会超过人类的脑力。 凯利还提出了“天下一机”的概念，即未来全球的设备都会通过网络连接成为同一台巨大的机器，所有的数据处理都会通过网络来完成，而共享将成为一种人人从中获益的行为。 4月的中国之行，凯利带来了一些更为具体的趋势预测，比如：可观看和操作的屏幕无处不在；所有的事物都有互动性；访问权限比所有权更重要；无形资产会更有价值⋯⋯从商业运营的角度，他还认为任何行业的公司“最后都会变得像个软件公司”，因为信息和设计的价值在未来必将超过物质材料。 财新记者向凯利提及中国互联网存在的抄袭和大量模仿问题，问他有何解决方法，凯利回答：“用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打个比方吧，免疫系统不可能杀死所有的寄生虫，而只能把它们的伤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 另一方面，凯利是网络实名制的倡导者。他认为，相比于推广社交网络商业模式，推广实名才是Facebook最大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凯利强调匿名的选项必须要保留，不能把匿名行为非法化。他再次拿人体打比方：“匿名的作用就像微量元素，是维持人体机能所必要的，不过一旦含量过高就会致死。网络匿名的问题也是这样，比例低的时候是保持文化健康的必要成分，但是匿名比例太高，就会毁掉网络文化。” 同样，在数据的海洋中，个人隐私与个性化服务的冲突也是一对难分界限的取舍。 在与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的一次公开对话中，马化腾谈及QQ产品开发中面临的“人们很想看别人的隐私，不想自己的隐私给别人看”的悖论，凯利的看法是，如果希望被当成个性化的个体，就必然要在大家面前剖析我自己，“希望这种个性化服务最大化，就要有最大化的透明度”。乐观的技术信徒 2010年，凯利出版了自己的最新技术哲学著作《科技想要什么》。在书中，他对自己的“技术生命化”理论做出了更深入的阐释。 在凯利的分析中，技术比人类的存续能力更加强大，因为技术的包容性几乎是无限的，多数旧的技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仔细看看的话，我们身边95%的技术都是很古老的。”凯利认为，广义的“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它们已经开始具有很多跟生命体相似的基本特征。就像他那本《失控》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人造与天生可以联姻，生命变得越来越工程化，而人造物表现得越来越像生命体；技术今后可能会像生物体一样不断自我进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确保自身的传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意味着人类对技术的“失控”。 这听上去让人有些忧虑。人们对“技术失控”的直观印象是电影《终结者》中转而杀戮人类的“天网”计算机，以及《黑客帝国》里人类后脑插着线路被圈养在容器里的场景。但凯利认为，技术与人的关系不会发展成那样的形态。他也同时指出，人与机器的结合其实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警戒线，从牙齿矫正器到眼部激光手术，再到人体芯片植入和未来的更多应用，很难说哪一步就是跨过了应有的界限。“或者说，并不存在这样的界限。”他说。 凯利并不避讳所看到的问题——技术越强大，就越可能被滥用，并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自称“超级乐观主义者”，认为只要总的收益大于成本，技术进步之路就会继续下去。他说：“我们会找到问题所在，然后克服它——用更多更好的技术。” 人类对机器的依赖使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机器足够智能之后，它们是否会取代人类？凯利的答案是：“这些机器人是我们的孩子⋯⋯机器人具有繁殖能力，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责任心。我们应该有目的地培养我们的机器人孩子成为好公民。要逐渐为他们灌输价值观，以便在我们放开手时，他们能够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在书中，凯利把技术称为生命体的第七种存在，他坚信人类与技术可以共存，技术的进化方向也有益于人类，人类与技术、生命体与人造物，是在一场“无限博弈”中不断协同进化，而不是在一场“零和博弈”中分出胜负。 凯文·凯利 1952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科技文化杂志《连线》的创始主编，之前是《全球概览》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1984年，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上世纪90年代初，预见了“去中心化”的Web2.0时代。1994年出版的《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一书提出的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网络社区等概念，在十多年后成为现实。他还著有《零控制》《科技想要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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