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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血汗工厂”，极端两极分化与经济殖民化
(上)
九十年代以来，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资本在内的巨额外资流入国内。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制造业生产大量转移到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特别是中国。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流入更加迅速，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国直接资本投资最多的国家。众多跨国公司将它们在本国的生产环节以及在其它发展中国家设立的制造工厂纷纷迁往中国。这样，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产业链中，中国正逐渐形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基地。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如果按照商品实际销售地价格计算，中国的制造业实际生产规模已经占世界的1/5，考虑到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膨胀速度，称中国是世界工厂的形容并不过分。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纺织品、一般家用电器、机械电子产品、玩具等众多类别中占据着世界市场的很大或者大部分比重。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对矿物和能源的巨大需求：近年来中国对铁矿石、铜、镍、原木、橡胶、原油等矿物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和进口数量之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期货价格。
中国制造的商品渗透到世界各地，中国需求影响着世界资源价格体系，世界跨国公司500强中的80%已经进入中国——这些繁荣景象笼罩下，许多国人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自豪，以在世界各国都能看到打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而沾沾自喜。观察事物必须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所谓的“世界工厂”表象下隐藏着大量令人揪心的内容，我们必须清晰的看到这些实质性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中国获得“世界工厂”称号的微观经济基础。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根本优势在于劳动力的廉价，而这种廉价劳动力的实际内容是触目惊心的压迫与剥削。正如一些媒体所披露的，中国沿海地区大多数工厂可以认为属于“血汗工厂”性质，而“血汗工厂”在内地也是广泛存在着。在这些工厂里，工人劳动强度之大，劳动条件之恶劣，给人深刻的印象。须要指出：“血汗工厂”在大量地方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根基。一般人印象中，“血汗工厂”代表着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安全措施、工人被资方近乎奴役式地高强度劳动、工资低微，和二十一世纪与社会主义性质格格不入。然而，事实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每天每刻发生着。前不久某晚报报道的现代包身工，某电视台报道的沿海某地农民工的悲惨遭遇，以及媒体一些类似的报道，足以警醒我们。这里笔者引用《新闻周刊》的报道事例。
这是沿海某地的一家港资工厂，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质。全厂有约500名普通员工。按照厂里规定，每天供给普通员工只有六斤油。普通员工的伙食是：萝卜、白菜、酸菜、没剥皮的土豆，等等，一年四季很难见到荤腥味。工人的餐费被包括在厂方每月固定从工资中扣除的150元住宿伙食费里。普通员工每月拿着略高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而这样的工资还要经常被以各种名义扣除一部分。深入调查一下这些工资背后的实际内容，让局外人相当触目惊心。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法定，最低工资是按照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基础计算的，超出这个标准的依法应支付适当的加班费，而且工人每周应正常享有两天的休息日，至少应享有一天的休息日。而在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该厂，工厂规定每天前10小时的工作时间为‘正常工作时间’而且每周应‘正常’工作七天。正常工作时间被非法确定为每周70小时，而非劳动法规定的40小时。由此计算，工人的实际‘正常’工资为每小时不足1.5元人民币。即使是支付的加班工资，其标准也大大低于中国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加班是常有的事，工人根本谈不上什么合法权益，只能埋头干活，没有一点发言权。生产任务紧急时，工人经常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这意味着工人每天劳动超过14小时，甚至比这还有高很多。这对一个每周工作40个小时，包括加班在内一般不超过50小时的公务员看来，这样长时间的劳动，这样每小时不足1.5元的‘正常’工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就是数以万计的沿海外资工厂以及为外商做贴牌生产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合资和内资工厂的一个缩影，在沿海地区它代表了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工厂的一般情况。上述该厂在被报道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没有报道的类似工厂的工人的生存条件能够改善么？
吃住条件恶劣、工资低微，这样的苦工人也许还能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却是对工人的直接摧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调查不低于有职业危险行业的99%），安全防护措施很差，甚至没有。刺鼻的化学物质气息，刺耳的机器轰鸣，侵袭着工人的肌体。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工人常常患各种各样的职业病，而许多职业病常常会伴随工人的一生甚至危及生命。然而管理方常常对这些情况视若无睹——利润在他们眼中是第一位的，打工者因工伤或职业病不能工作，自然有新的打工者代替——中国的劳动力实在太多太廉价了。不久前媒体报道的沿海某地一些工人危及生命的矽肺职业病事件就是一例。然而，这样的事情有多少能被纠正呢？引用一下媒体报道的一个事例：当一个厂长被问及为喷漆工提供面具式防护口罩（俗称猪嘴）时竟然说‘哇，那个东西好贵的。如果他走了，我不是又要给下一个人买新的？’这样的话让人麻木而不是震惊。工人卖了命还换不来一个猪嘴。
对无数打工者而言，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享受平等对待的机会。他们是环境的压力下的受迫者，是法律保护、社会保护、规则保护之外的牺牲者。他们是在被当作商品而不是具有人格的劳动者对待，他们成为资本的玩物。
我们会问：这些事情难道当地政府不管吗？下面引述一下有关的报道。资方会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严格按照《劳动法》的标准来做的话，工厂就不要开了。”而地方政府则是狂热地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一些地方官深恐关心工人权益会‘影响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要安全，那个要权益，那里有投资环境呀？外来工的权益提多了，会下跑外商的，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多地方，政府通常会‘忽略’资方对工人权益的侵害，目的是吸引投资特别是外商的投资。西方国家一两百年前的情况正在中国重演，弱肉强食正在成为资本原始积累者们，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哲学。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血汗工厂”所涉及的道德问题。虽然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常常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指责中国劳工的所谓‘人权’问题，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但普遍存在的“血汗工厂”现象却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必须正视的。作为中国制造业根基的“血汗工厂”不仅严重威胁着最基本的人的尊严，而且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的根基。
先谈一下涉及人尊严的道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跨国公司要负责任，而地方政府官员也要负责任。根据美国报刊报道，全球最大的零售商WM出售的中国产一件运动衬衫，售价月约40美圆，而其进口价格只有3、4美圆，其中工人的工资更是只有1美圆，多么惊人的差价！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近乎免费地剥夺着中国劳工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价值。跨国公司首当其冲要为“血汗工厂”负责。在全球化分工的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以及生产国当地政府的放任，以极低的当地生产价格或购买价格象章鱼一样生产与购买商品，吸收了大部分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美国长达十余年的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全球化分工中的跨国公司的压榨当然要负担“血汗工厂”的一部分道德责任。世界公众对于跨国公司制造“血汗工厂”的压力随着西方国家媒体对发展中国家“血汗工厂”现象的不断披露一直在持续增加着。许多欧美消费者即使不是从行动上至少从心理上对摆放在超市货架上的太过便宜的中国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产生了质疑，认为这些商品是‘利用工人的血汗制造的’，而当他们得知这些已经十分便宜的商品的实际进口价格又仅仅为其零售价格的几分之一时感到的是震惊与愤怒。西方国家内部已经出现了许多组织要求抵制某一品牌的产品的销售或调查跨国公司的行为，正义的声音在逐步提高，并对使用“血汗工厂”的那些跨国公司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西方国家的许多组织已经在积极行动促使跨国公司作出努力要求其生产链下游的当地原料供应商、中间产品供应商与产品供应商尊重基本的劳工权益。从理论上说，跨国公司有足够的能力改变“血汗工厂”，而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宣扬的‘支付工人高工资会使跨国公司提高价格失去顾客’完全是谬论。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指出的那样：一双零售价超过50美圆的球鞋的直接人工成本只有不足2美圆。这表明，即使多支付甚至两三倍的工资对该球鞋的零售价格也不会带来明显差异。跨国公司通过在加工国直接设立工厂进行生产，或通过贸易手段，获得了极为惊人的利益。之所以这些公司年度经营报表中税前利润率显得并不很高，是因为产品的直接人工成本虽然极低，而跨国公司相应的企业成本结构中的各级管理费用占了绝大部分份额。这种状况的本质是：跨国公司以近乎白拿的方式通过直接生产或贸易吸吮生产国工人创造的价值，而这些价值转化为跨国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的高工资与高福利——将成本融化到公司的各个级别后，而在财务报表上显得税前利润‘并不很高’。这实际上也深刻地体现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本质。这意味着，对跨国公司而言，为生产国制造业工人提供公平的工资与合适的工作环境是完全可以而且很容易能够达到的，因为这些措施的成本相对于跨国公司的整体成本或者相对于产品的销售价格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或者通过稍微调整直接人工成本与高昂的管理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可以做到的。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正面临越来越大公众压力要求为生产国工人提供公平的工资和合适的工作环境消灭“血汗工厂”。
然而，中国大量“血汗工厂”的产生仅仅有跨国公司是无法形成的，中国自己的地方政府官员，学术界和新闻界也要担负很大责任。在许多地方，关于劳动者权利的法律很少被认真执行。政府官员热中于建设开发区，追求GDP数字，追求出口数字。而在改善劳工福利方面，工人很少有发言权，地方政府对于资方为了追求哪怕一点点更多的利润而对工人采取违背法规或道义的措施置若罔闻——为了不触怒投资者。同时，一些所谓的自由派学者鼓吹“血汗工厂”的存在属于资方与工人的自愿行为。新闻媒体对这些现象的揭露也面临着地方政府的很大压力。笔者必须指出，那些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提出的‘血汗工厂对东道国有利的观点’在道德上是无耻的（后面还将指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实质是对经济殖民化的鼓吹。“血汗工厂”的现象的国内道德责任，既须要公众舆论的关注与压力，又须要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来解决。作为国内责任，中国现在已经加入WTO，已经不能在单纯依靠过低的劳工标准来‘保持竞争力’，这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千千万万的工人与打工者而言也是道义和良心上的负债。中国劳工标准太低的事实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与组织都很清楚，然而，在国内，对这一现象地方政府与许多经济学者却视而不见，或有意掩饰。这里要提到一个大多数国内公众所不了解的西方国家推行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体系，该体系对企业对雇员的待遇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如禁止雇佣童工，健康安全，差别待遇，惩罚措施，工作时间与报酬标准等。而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对“SA8000”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视若洪水猛兽，或视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竞争力限制的工具’——对西方普通公众都能理解的责任我们却在推诿，我们良心能安吗？能对得起千千万万辛苦备至的工人和打工者吗？虽然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包括农民工在内已经沦落为社会各阶层中最弱势的部分，毕竟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众的舆论必须正视“血汗工厂”的存在正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根基。当工人和农民、农民工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忍让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他们正在失去做人的尊严。从国内角度而言，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生产安全条件，给工人正当的休息权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而且应该做到的。具体地它取决于政府的执法力度、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社会舆论的关注程度，和司法机构处理劳资纠纷的公正性，等等。另外，关键在于，政府对待跨国公司，对待合资和内资企业不能采取放任态度，必须承担起改善工人生存条件的责任。无论如何，这最终取决于我们能否正视它，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众，我们的学术界，能否正视它。必须时刻记住，国家进步的前提条件和根本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和更有尊严的生活；必须时刻记住，中国土地上出现的“血汗工厂”必须终结，工人的基本劳工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阐述了关于“血汗工厂”的道德问题，我们须要认真分析一下产生“血汗工厂”现象的原因，解刨不公正贸易与经济全球化中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警醒经济殖民化的威胁。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国际分工序列。在自然界中存在一种“马太效应”（Mattew Law）：由于社会、人们的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滚动累计，出现强烈反差，两极分化，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当今世界从经济发展程度上分为四类：一，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亚洲四小龙、以色列，基本也就是OCED的成员；二，石油资源富国；三，中等发展程度国家，以墨西哥、巴西、俄罗斯、马来西亚为代表；四，贫穷国家，指上述三类以外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虽然中国在这类国家中相对发展程度较高。考察一下二战后的历史，除了日本（日本战前已经是经济准发达的列强）、以色列和亚洲四小龙之外，再没有哪一个是由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跃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特别是，相对于西欧国家和日本从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间人均GNP稳定地从约一千美圆（日本更低些）跨入一万美圆的经历，除了六七十年代抓住机遇的四小龙和情况特殊的以色列外，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的全球化进展迅速浪涛汹涌的二十年间，没有一个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挤身为发达国家——这二十年，是发展中国家以及中等发展程度国家处境艰难的二十年。我们须要考察一下全球化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摧毁了这些中等发展程度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梦。
发达国家并非自古以来就是高人一等，从外部因素来说它们是通过自由贸易剥削落后国家而越来越强，是通过自由贸易而成为强国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之一是经济强势国家积极抢占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谋求对世界政治经济的霸权统治，它以自由贸易体系为载体。国际贸易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在执行已有协议过程中发达国家总是极力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而对己不利的条款往往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发达国家则极力拖延阻碍其执行。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惊人的好处。“美国经济增长的大约1/3来自贸易领域”。经济全球化战略体现在发达国家如下的行动进程中：一，强化政府对市场管理的双重标准，鼓励大公司的跨国垄断战略；二，牢牢控制主要高科技产业群的主导地位；三，坚持通过自己的强势地位确定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主要包括尖端技术高度垄断、高新产业有限开放、优势产业充分竞争；四，政府随时干涉对己国不利的局面。这些不公正的游戏规则目的是为了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地位，并尽可能抑制弱势国家的发展。目前，随着包括这些游戏规则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充分发展，无论政治力量，还是科技力量对比，产业结构对比，国际分工结构弱势国家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经济依附性特征。
全球化进程是由两种不同机制推进的。一种是传统的比较利益优势机制，本身具有平等特征；另一种机制却是更为直接和强烈：随着全球化运动中西方各国的兼并浪潮逐渐形成了许多规模超强的巨型跨国公司，而这些公司正在实施的是压迫性的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由少数国际性大公司、大集团进行战略筹划，一个产业发展全球化产业序列的国际分工架构正在静悄悄地形成：1，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国；2，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3，附件生产与加工装配国；4，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5，市场销售国。最终，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种产业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架构内寻求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双重机制驱动，尤其是后一种机制强烈作用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一方面，一切经济开放国家仍有机会通过比较利益机制追求自己的发展方式，但是，这种追求却明显地被强迫限制在后一种机制具有强制性的基本轨道上。落后的和弱势的经济开放国家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非常的机会（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这样的机会渴望而不可求），如果没有重要的创新突破和发展突破，就很难在高端产业中同强势国家分享高额利润，而只能在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较低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且不得不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事实上，这种趋势的本质就是经济殖民化，而中国不幸就属于经济弱势群体国家中的一员。
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自己的全球化战略目标，具体地通过投资和自由贸易方式来实现。而国际产业转移与分工序列的形成本质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最大化利益出现和发展。这就是马太效应在经济中的体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一般以加工贸易为开端，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加工基地，输出装配技术和中间产品，再把最终产品销往各国。而发达国家则掌握着该产业的上游技术，并逐步压缩或淘汰这个产业，继续发展技术水平更高的新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伴随的是技术控制序列：当一种新技术形成时，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内生产，垄断这种新技术，形成垄断技术优势；而当这种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后，由于其它发达国家的企业生成类似的技术，在该产业形成竞争后，最初掌握该技术的公司会在对方发达国家投资设厂维护其市场分额；当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后，该公司将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转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此时该技术已是面临新一轮技术升级压力下将要淘汰的技术，是靠大量劳工血汗维持竞争力的中低端的技术——无数劳工的血汗正是在发达国家新一轮技术创新下严重贬值，并且这种贬值一般是过分程度的——因为除了技术垄断优势的价值歧视，而且跨国公司还施展着贸易与投资的不公平游戏规则的价值歧视，并借助不公正的结果加强着不公正的法则。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张显着马太效应。
生产外包正在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一种新型主流方式。跨国公司将非核心制造环节外包给那些具有专业能力的外部供应商，然后通过外购获得这些产品。这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OEM方式。跨国公司从当地OEM制造商购买产品的价格往往是非常之低。从产品价值链看，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核心技术或品牌资源，它们可以将价值增殖环节人为集中到研发与管理环节，并进一步增强它们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它们通过对价值链的控制将生产加工部分外包给不发达国家的制造商，以低价收购外包制造的产品。当前，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所基于的全球价值链分为三个环节：技术生成、生产、营销，跨国公司通过对技术生成和营销环节的控制来控制一个完整产品的价值分配，而从事加工装配的发展中国家就这样成为发达国家雇佣的蓝领工人，成为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的对象。
让我们将眼光转向中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年中国GDP约1.41万亿美圆，进出口总额8512亿美圆。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超过60%，这在主要大国中属于最高数字。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常年维持在15-20%之间，日本在20%左右，西方大国中工业比重最大的德国在40%左右，英国、法国则低于40%。这个数字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目前内需和外需在中国的相互地位，对一个象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一种非常状态。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外贸的结构。中国外贸最显著的两个特点是：1，加工贸易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2，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比重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目前，这两种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分别占据着各60%左右的比重。产生这两个特点的原因是：外国资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的加工或生产活动，或利用OEM方式设定下游本地供应商的生产活动，将产品返销投资国或出口到其它国家。首先，这说明了中国目前每年保持约一千亿美圆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必然特征，因为对处于加工环节的国家而言，加工成品是增值产品。2003年1-9月，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约占35%：63%的比例，一般贸易进出口逆差89.2亿美圆，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535.7亿美圆——这组数字代表的内容是深刻的，后面将解析这些数字。因此，须要刨析中国的加工贸易的实质和内涵。笔者认为，首先从全球化的广义角度看中国基本已成为国际产业序列中的下游国家，是主要的附件生产与加工装配国及物与人的部分性质的原材料供给国，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雇佣的工人；其次，中国的整个产业被明显地分割为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这种态势的发展前景是危险的。尽管近年来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和增值率有所上升，但其主要特征仍是“大进大出”，与国内经济运行的联系并不密切；第三，我们分析一下加工贸易内部的价值分配。中国目前的出口看起来轰轰烈烈，外贸顺差迅速增大，这在许多媒体和经济学家宣扬中似乎是一件荣耀的事，然而在笔者看来其实质却是大出血和超级剥削。对外资在华直接投资设厂来说，工人的血汗换来的工资只是加工产品出口与成本差价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就是外资工厂创造的那部分顺差所能体现的内容，而外资工厂产生的利益的绝大部分被外国资本直接拿去或者再投资到中国。另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工厂通过对进出口价格的控制，保持着自己对利润的绝对控制，使产品的加工环节获得最小的利益，而管理营销环节获得绝大部分利益。对参与加工贸易的内资工厂而言，情况也是可悲的。在中国外贸结构中，我国的企业只能摇荡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大都采取OEM的制造方式，中国外贸200强中企业出口值有74%左右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列举一些生动的事实：2003年，美国零售商WM在华购买了约150亿美圆的货物，而这样的采购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WM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圆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圆，而该电器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是15到40美圆。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无奈之中，企业裁员一半，只保留1500名员工，却要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许多工人加班加点，常常每天工作长达18小时，一个月仅挣不到三百元人民币，比当地的最低工资还低40%。即使这样工厂还是很难盈利。象WM这样的跨国公司势力强大，控制着核心品牌资源和营销渠道，中国大量OEM厂商的生命线被这些巨头所扼住，价格被砍到企业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地步。这样为跨国公司供货的OEM企业变成了它们的打工仔，挣最低的小时工资，劳动所得仅够生存。象上面这些为WM供货的国内中小企业无论如何努力几乎肯定永远无法做大，因为WM的强势所制造的OEM厂商之间的价格战就使这些企业没有资本积累的空间。这些供货的中小企业地位就象美国本土的WM连锁店里工作的小时工一样，干的是dead-end job，即死胡同里的工作，除了眼下的生存之外，难有任何前途。
看似轰轰烈烈的中国的出口，利润就是这样大部分被别人赚去，而中国工人和中国企业获益十分有限。近来，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日益临近，美国政府和政客纷纷发表言论企图压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期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中国的便宜商品，而是要担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中国人，当读到这段话时，应该反思，应该顿悟：难道中国人要永远为美国人，为发达国家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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