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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３月３日电（记者 裴闯 王攀）在２０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国力基础上，有着５０００多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从昔日国家财政的主要负担者转变为工业“反哺”的对象，９亿农民有望真正成为社会文明进步成果的享受者。
中国曾以其辉煌的农业文明著称于世。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蔡玲委员说，中国历代都坚持“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理念，而农民则视交纳“皇粮国税”为天经地义。这种传统发展模式一直持续了几千年。
随着国力日益增强，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工哺农的重要性显得更为迫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韩俊介绍，２００５年中国农业与非农业产值的结构预计为１４比８６，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５０比５０，显现出较明显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征。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
胡锦涛总书记去年１０月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指出：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温家宝在去年１２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方针。
这两天，“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成为代表委员们频频提及的热词。许多代表、委员提出，“以工哺农”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人大代表、江苏省委副书记张连珍强调：理应回报我们的“衣食父母”、反哺我们的“母亲产业”。
根据测算，新中国成立５０多年来，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就超过１万亿元，农民以税赋形式所作的贡献几乎贯穿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农业在付出的同时，得到的却很少。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偏重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代表委员们提出，让广大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这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蔡玲委员说：“农民从财政的主要支持者变为国家财政支出的对象，国家这样做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经济基础的。国家的财力在增长，每年的税收迅速增加，现在已经有实力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抓住机遇去做。”
得益于强烈的“重农”政策效应，２００４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６．８％，是１９９７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与此同时，中国二三产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８５％以上，财政收入达２．６万亿元，初步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经济实力。
专家指出，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是农村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史和平说，中央一号文件透出的信息正是：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让大量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施惠农业和农村，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力促农民增收。
人们注意到，在部署２００５年“三农”工作时，中共中央提出了“三个不能”的原则：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行之有效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少还要增加。
蔡玲委员强调：“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刚刚起步，今后将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在传统的农业中国，农民享受的最好待遇不过是‘轻徭薄赋’，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国家对农民改‘取’为‘予’，给农民的实惠越来越多。”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修福金委员说。他认为，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将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助力，也将使９亿农民更多地分享到经济腾飞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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