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问

是交易成本.

谢谢版主指点。我举两个中国政府改革变迁的例子，请大家分析一下。

例1：前总理98年一上任，国办秘书局宣布减员51%，各部门必须效仿。于是开始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性政府机构精简。这个出发点是好的，精简政府机构（不过是否需要大量减少公务员职数，却是令人怀疑的，事实上据说美国农业部的公务员就有10几万，可能比我国中央政府各经济部门的公务员总和还要多）。其结果一是带来了严重的公务员队伍恐慌，二是把矛盾推给了各部门领导。于是，各部门各显神通，管钱的拿出大笔钱让大家出国培训，没有钱的就办办公司，成立后勤集团，让政府中很多服务性职能成为可以盈利的公共品（如政府提供信息服务，全部都由事业单位提供，给企业带来了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引起了更大的信息质量问题。事业单位原本提供的是商业信息，政府有时没有办法只好采用，对企业决策形成了误导）。

例2：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临驾于各政府部门之上，素有小国务院之称。其他各个部门地位虽也有差异，但相对比较平等，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心态很平和。这种体制自然存在效率问题，由于商品和服务供应短缺，也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但可以说都是比较小的问题。但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各部门的分工明确，就政府本身的运行来说，是有效的。

随着财政和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提高，财政部长和人民银行行长成了国务委员，两部门联手具有了与国家计委抗衡的能力。价格双轨制给了经济职能部门有了极大的盈利机会。首先是计委内部分裂出一个强大的物质部，统领全国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事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过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全给败家了）。各部门也纷纷成立公司，把计划物质由这些公司进行倒卖，获取差价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委上上下下马上就失去了平衡的心态。开始了直接干预各部门具体业务的尝试。（记得张维迎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至今还对他当年提出双轨制建议很满意）

这种干预随着双轨制的取消和政府不断进行的机构改革得以加强。这时，计划投资成了最大的权力，由计委牢牢控制。政府机构改革，越来越多的部门失去了发言权。毫无疑问，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基本建设中的严重腐败行为与这种管理体制不无关系。但经济运行中出了问题，负责决策的计委通常没有责任，反而要由职能部门承担。前一段报纸上还报道了一个储备棉花亏损5亿，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发改委和储备棉管理公司相互指责。

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经济理论的人，要掌握NIE版主所提及的这些理论，确实有难度，但对于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不应该象WARSKY所说的那样灰心。关键是如何运用这些理论进行分析，或者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能否进行全面有效的分析。我相信NIE指点的这些理论应该是目前可用的最好的理论了，但我通常更关心后一个问题。这是我向大家举例的原因，也是我经常劝大家不要轻易相信经济理论家们空谈改革的重要理由。

呵呵，会围棋的人多，九段不多。所以九段选手挣大钱，其他爱好者只能吞口水。现实生活中，这叫赢家通吃。

宁静一点，至少要在小范围内杰出（比如一个学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7 12:48:06编辑过]

楼主的问题我看是要视具体的问题决定，这样谈太空泛。比如，我说明天股市会涨吗？谁说得清？能猜中一次的，能不能猜中100次？好的理论是这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形式如IFA，则一定会出现B的结果，推测与预测能力与万有引力一样有把握，一样准确。但一定得有条件，没有一个理论是没有前提和条件的，中国问题，呵呵，哪个中国问题？哪类中国问题？问题明确或者说条件明确，解释才能进行。

以下是引用ren在2005-3-27 9:18:01的发言： 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经济理论的人，要掌握NIE版主所提及的这些理论，确实有难度，但对于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不应该象WARSKY所说的那样灰心。关键是如何运用这些理论进行分析，或者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能否进行全面有效的分析。我相信NIE指点的这些理论应该是目前可用的最好的理论了，但我通常更关心后一个问题。这是我向大家举例的原因，也是我经常劝大家不要轻易相信经济理论家们空谈改革的重要理由。

既然你有案例、经验，如能掌握理论，那当然更好了。关键的问题仍不在于案例的多寡，而在于能够从案例中得出理论含义。这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视案例研究的原因。周其仁总结的科斯研究方法三步曲：寻找真实世界的案例——发现其中的约束条件——一般化为理论，我觉得很适合转型事情的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

周其仁总结的三步曲是有价值的，适合经济学理论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在我读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文章时，经常感觉到其理论分析过于突出甚至扩大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就是把交易费用强调到决定性的程度。这或许是理论研究范式，从纯理论研究方面和在学者之间进行探讨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但对于把理论用于实际和向非专业理论工作推广时，我总觉得不妥。这也是令我困惑的一个问题。还请版主解惑。

理论研究有两个不同的方法：

1、从案例到理论，周其人归纳的非常经典，个人相当推崇。

2、理论——解释现实发现存在问题——新理论。牛顿有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这个意思。

科斯这样的天才，采用了第一种方法，但更多的大师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经济学说史（非政治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至少斯密因反对重商主义而阐述了“看不见的手”，凯恩斯认识到马歇尔理论框架的不足，而建立了宏观经济学……

以下是引用ren在2005-3-27 21:43:56的发言： 周其仁总结的三步曲是有价值的，适合经济学理论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在我读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文章时，经常感觉到其理论分析过于突出甚至扩大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就是把交易费用强调到决定性的程度。这或许是理论研究范式，从纯理论研究方面和在学者之间进行探讨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但对于把理论用于实际和向非专业理论工作推广时，我总觉得不妥。这也是令我困惑的一个问题。还请版主解惑。

理论研究不可能在一个框架内考虑所有因素，因此总是要假定一些因素变化而另一些因素不变，否则很难度量到底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叫比较静态分析。科斯是在假设企业和市场在生产成本上没有差别时，认为交易费用起决定作用，这并没有错。无论是纯理论还是应用理论，都必须遵循这种思路，这思路应该最早来源于物理学试验方法吧。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3-27 20:40:16的发言：

既然你有案例、经验，如能掌握理论，那当然更好了。关键的问题仍不在于案例的多寡，而在于能够从案例中得出理论含义。这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视案例研究的原因。周其仁总结的科斯研究方法三步曲：寻找真实世界的案例——发现其中的约束条件——一般化为理论，我觉得很适合转型事情的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

对于科斯的这种方法是不是重要,或者说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这个我无法评价.但是至少经过我的体验我认为是正确的.说实话,对经济学的理解,我在三年前的今天和绝大多数普通干部没什么两样,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正是在参加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中,亲身体验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这种矛盾引发的冲突完全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这个时候我开始怀疑政策的制定是不是在哪里出了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认真地思考和学习规范的经济学,并有针对性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当然,不能指望依靠一点浅薄的知识就能解决多大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晓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