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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位于美国洛杉矶郊区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太空探索和火箭发射研究的先驱机构。当年，钱学森曾经在此创下辉煌的业绩。钱学森回国之后，美国ZF一度不允许中国人进入该实验室。白春礼以他的实力成为这块领地上第二个来自中国的科学家。1987年，正值出国潮在中国大陆最火热的时候，白春礼选择了回国，然而两地科研环境的差异却让他有些水土不服。
白春礼：刚回国的时候，我记得我为了争取科研项目，我写了这么厚一摞的PROPOSAL（申请书），去申请项目，只有其中一份起了作用。
吴小莉：写了多少份？
白春礼：反正这么厚，当时电脑还不行，还都是手写的，这么厚一摞的申请报告。
吴小莉：只有一份得到了结果。
白春礼：对。
吴小莉：所以您也做过周六周日的科研人员，周一到周五都写报告。
白春礼：晚上，包括晚上的时间。
吴小莉：但是时至今日，已经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尤其是科研项目的带头人，他们应该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科研最关键的骨干人物，却很多的时间就花在这样的一些工作上，现在是不是确实还是有这样严峻的问题。
白春礼：这个可能也是目前科技人员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花在这个非科研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院里头呢，去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解说：调查显示，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够保证30%以上的工作时间用于从事科研活动，其他时间则忙于在申请经费、评审考核和申报评奖上。为了申请一个项目，课题组通常从准备申请、到正式填表，再到答辩、中期评估、年终汇报，一年要花去四个月的时间。如果申请的项目不够多，“吃了上顿没下顿”，课题组的生存又成为问题。面对如此的恶性循环，白春礼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保障一线科研人员科研活动时间不少于五分之四，并且把解决措施直接指向科研经费管理。
白春礼：我们院里头原来有一笔经费，我们叫重大方向性项目。我们去年改革了，把这个项目这个钱，院机关不再管了，也不需要科研人员跟我们申请，把这个钱直接给到所里来，让所长来把握这笔钱，如何的能在所里来进行支持。这样就减少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这个时间。
吴小莉：到了研究所之后科研人员各个项目组是不是还是得要申请报告，跟所里头去申请。
白春礼：这个不一定，它这个完全由所里来考虑，因为其实所里学术委员会和所长，他们知道这个所里他们自己哪些方面应该给予重点支持，那么这样把钱给到所里来，所里就有一个比较调控的它的一个经费来支撑。
解说：白春礼告诉我，目前中国的科研经费中，稳定性经费和竞争性的经费各占50%。在他看来，应该适度的提高稳定性经费，降低竞争性经费，保证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像中国的“两弹一星”、“哥德巴赫猜想”、“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享誉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就得益于建国以来，国家对国立科研机构给予的长期稳定支持。
吴小莉：增加稳定性经费的支持，减少竞争性经费的支持（的比例），这样子的比例我们现在能够怎么样去改善它，改善的情况又如何？
白春礼：那么我也去调研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家科研机构，比如说像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大的国家科研机构，它的科研经费，基本是直接由国家财政拨款，它不是靠竞争来，因为它要完成国家给的赋予的任务。那么它这些人员，他就不一定每天忙着要写这个申请报告，项目的报告还要接受评估，评估他要接受的，但是评估的频次是有一定要求，不会特别的频，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也希望将来这种国家科研机构，这个稳定支持项目比例啊，能够要有所提升，现在在50%，我们希望能够至少能够到，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困难了，到90%很难，比如能到70%、80%这样子，这样就会大大改善这方面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研究所，我们不要以项目的多少来论英雄。这个实际上在国内也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时候考评的体系和指标体系啊，它把你承担了多少项目，尤其什么类别的项目，也作为你的绩效的一个考核指标。所以这样也会造成了有一些人争取项目，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工作的，科研工作需要花这个钱，而是说这样一个国家项目，如果我不去争取，不承担不作为首席科学家，那么他在评估绩效方面，他就会占有一个不利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评价指标体系的改变，使我们的科学家更多的关注于你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它的影响，它的重要性，它科学的重要性，它对于国家战略需求，这方面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吴小莉：作为中国科研实力“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拥有12个分院、一百家直属研究机构、一百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以及近千个野外观测台站网络，全院的科研人员达到五万多人。众多的研究机构，造成了研究所布局项目重复、同质化等问题。曾经，有三十多个研究单位都在进行生物质能的研究，虽然彼此可能有别，但重复在所难免。对此白春礼曾经直指，有的研究所重视争项目，争到项目之后找人，找来人后就得养人，养人就得继续争项目，形成一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
解说：为避免重复布局和同质化竞争，2011年，中科院要求各研究所制定“一三五”规划，明确本所未来五年的一个研发定位、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
白春礼：比如生物我们有15个研究所，化学我们有15个研究所，它可能有很多工作是重复的，但是我们通过“一三五”的布局呢，就说要求每个所至少那个“三”，那个三项重大突破，不能所与所之间搞的一样，必须把它重新的来进行布局和调整。
吴小莉：我们是不是也看他们的“一三五”计划，是不是确实合理分配，我们才会来把我们的经费更好的设置到不同的所里去。
白春礼：对，你说的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每个所自己根据所里的科研的任务，科研的它的布局，来决定每个所“一三五”。
吴小莉：科学院的“一三五”计划是不是在去年都已经送上来了，看起来有没有真正重复去发展的情况。
白春礼：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开始各个所可能搞的工作可能是相近相同，那么它报到院里来以后呢，我们院里我们重新有一个评价，每个分管的副院长和各个业务局，再组织些专家帮助他们来评议，那么这样有些做一些调整，而且帮助他们不断的修改，明确你的主攻方向。
解说：提到SCI，科学引文索引，世界上搞科研的几乎无人不晓。作为全球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个，SCI囊括了世界上最主要和最具影响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期刊。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SCI被引入中国内地之后，发表SCI论文数的多少，成为了一个与拿学位、评职称、和经费申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金标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前程。
吴小莉：有人觉得现在的绩效很多量化，有一些科研的单位，或者是说项目组，带研究生，毕业必须要有六篇论文，所以这个论文就变的是个量化的东西，这么短的时间，真正能够出好的论文，或者是成果吗？
白春礼：你说的这个也非常对，这点呢，也是大家所诟病的一个方面，就说以前呢，我们有些单位啊，它这个评价是把这个论文作为一个唯一的和重要的评价指标，评价人也好，评价一个研究所它的绩效也好，有的时候就数它一共发了多少文章，尤其说SCI文章，就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那么把这个文章的数量作为评价的一个指标，这样呢带来一些问题，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可以为了多发文章，他可以就把这个文章把它尽快给发了，他不太可能选择一些有风险性的，创新性极强的课题去做。难的课题就不想问津，而且希望能够做容易得到成果的，容易得到结果的这样的课题，所以这样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导向。所以我们作为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我们在4年前，不只4年，可能还要5年前就已经明确规定，我们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对于他毕业不要求论文发表，如果导师和答辩委员会认为你的学院研究生，你在学位论文期间，你已经得到了相应锻炼，你的成果已经足以毕业，就可以毕业，不是把论文作为硬性的指标要求。
解说：白春礼告诉我，在对研究所的评价体系方面，中科院也完全改变了“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方式，建立起了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研究所评价体系。
白春礼：我们去年开始一个新的叫重大产出导向评价体系。那么看你这个著述的成果，它的科学意义如何，它的学科领域的影响如何，国际上对它是不是认可，开辟了新的方向，解决了新的理论，这是作为基础研究的。如果作为应用研究，那看你这个成果出来以后，能不能够解决关键的，这个比如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比较关键的科学或者技术问题，是不是能够带动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不是解决了国家安全和这个重大的公益性的问题，所以这些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评价标准。
吴小莉：可以说是更个性化地去看它的绩效，而不是这种量化的方式。
白春礼：对。
吴小莉：现在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这种反馈回来？
白春礼：其实我们以前呢，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基础研究的研究所，请一些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来进行评估，来进行诊断，比如说第一个是对你科学价值的评估，而不是说看你有几篇文章发表，看看它对科学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呢，是一个发展态势的评估，通过这样的评估方式呢，帮助研究所来确定方向，看看它的发展态势如何，这样帮助研究所提高它的管理的水平。那么如果说是应用研究，我们也请院外的专家，我们尽量请一些用户来参与评估，而不是自己，自娱自乐，自己找一些自己的专家来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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