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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内地学生的不道德行为
根据笔者的记录，我是于2004年底写了‘毫无保留地强烈支持’函件，帮助他获得到敝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2003年我在北京认识他时，请他介绍能够翻译的人。他毛遂自荐，结果我同意让他翻译我的两本书。翻译费提前全部付清。约5年后，他连第一本都没有译完。他说他没有时间译了，他安排另外一位译者译第一本书的余下部分，我安排另外一位译者译第二本。我没有向他要回以前已经付清的翻译费，因为他说，当时你只给我*千澳元。他好像认为不够。同当时（2009年左右）澳大利亚的翻译费相比，当然是偏低的，但同2003年中国国内的翻译费相比，是大大偏高的。而且过期没有完成任务应该是要负些责任的。2010年，虽然他已经把博士论文的主要章节都写完了，但由于还没有找到工作，不想提交论文。但因为奖学金早已经没有了，他请我给他在我的研究金下以非全职研究员职位工作，不但有经济来源，对申请工作也大有帮助。一年后（2011年中），他结束这个工作（但还没有提交论文），回国到某高校就职。这年中，他对研究金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了一篇有关快乐调查的文章，与完成一项网上的快乐调查网站。在他离开前（约2011年5月份），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在我的指导下，在我的研究金资助下，并在我的许多修改建议下完成难过的，我认为我应该成为文章的第二作者。（如果根据英文姓氏排名，我将是第一作者。）他坚持他应该是文章的唯一作者，并且说，实际上在他得到研究员职位前，就已经大致完成了该文章。（虽然他博士论文的研究，与研究金项目的快乐问题没有关系。）他既然这么说，我就同意让他成为文章的唯一作者，不过我对这件事有些不满。
在我四十多年的教研历史中，从来没有与任何人有类似的纠纷，反而是有很多相反的经验。比如，有很多我指导的博士生主动提出要让我成为其文章的联合作者，因为我在指导过程中对文章的思路、论点、表述等有重要贡献，而我并非全部都接收。与杨小凯合作1993年的巨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时，小凯多次要根据英文姓氏排名，让我成为第一作者，而我坚持应该让主要贡献者（杨）排在第一。
2011年7月，我发电邮向他要快乐调查的问卷，因为我要翻译成中文，计划到中国访问时让学生填写经过。经过多次电邮，我于9月才拿到问卷。让第二位研究员翻译后，我于11月让学生填写。12月初，我发现问卷很难比较。（问卷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传统与我们的新方法。）我发电邮给他几次，问这问题，他答非所问。我只好上网比较原来的英文问卷，才发现原来他在寄问卷给我之前，已经把最后那道比较两种方法的题目删掉，却没有让我知道！我发电邮责问他，他支吾说因为不知道我调查的目的。
我肯定他是有意删掉，不让我能够进行比较，因为他要独占这项研究。我当时是不高兴，还没有生气。（回想起来，我的那个是就应该很生气，因为他的做法太过无理。）我发电邮给他与第二位研究员，说我们应该合作，才能够更好地完成研究项目。若不能合作，不如早日分道扬镳。他大概知道自己做错了，我不高兴了。他恐怕我对他的博士论文的进展不利，就向校方申请更换我的主要导师的任务，理由是：我们在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见，会有利益冲突。
我要求在更换前，让他交出快乐调查网站的控制信息。他拒绝提供信息，回电邮说，那网站是他的私人财产，不是研究项目的。我回答说，你的两项工作，一项是成为研究员以前就已经大致完成的，另外一项是你私人时间完成的，那你一年的非全职工作都在哪里？如果你要认为网站是你的私人财产，是否应该归还大学至少四分之三的薪水？
我问他，如果甲雇佣乙照顾一只怀孕的母狗，而乙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下，于一个周末把母狗带回自己家里。结果母狗在乙家里生下小狗。乙认为小狗是属于他的，因为是在他家里出生的，这是否合理？他回答说：“我不要与你争论。要争论必须等到我博士学位完成之后。”
我还恐怕我偏于自见，问一位也是内地的学者。他说：“对于你而言，我认为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对内地学生、学者的一些状况及心理确实不够了解（一般比你能想象的要扭曲和***很多），所以有时候‘过度乐观’和‘过度善良’了。”
当然，上述事件可能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形，只见一斑，未窥全豹，未必能够一般化。然而，一般道德水平的低下，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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