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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若一国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资源仅以算术级数增长，当人口超越资源承载的临界值时，便可能引发“人地矛盾”。最终，这种失衡将通过战争、饥荒、疾病等灾难性方式实现人口与资源的再平衡。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然而，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即“中国之谜”。在此期间，人口总量始终处于高位，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大规模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社会结构平稳转型，却并未出现马尔萨斯预言中的灾难性后果。这表明中国成功规避了传统理论所描述的人口与发展困境，创造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并行的“双重奇迹”。
[此处为图片1]面对这一现实，理性主义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与边际决策，认为高储蓄率和高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房地产投资被视为关键引擎。学者们试图通过构建精密的数据模型，来还原并解释中国的增长路径，赋予其理论上的合理性。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投资规模依然庞大，为何经济增速却呈现放缓趋势？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日益凸显。这些现象暴露出单纯依赖理性经济模型的局限性——它难以充分回应结构性变化与长期发展动能的衰减。
制度主义则提供了另一视角：中国的高速增长源于深刻的制度变革。产权制度的逐步确立、市场规则的不断完善、对个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开放化，共同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制度环境的优化被认为是释放经济活力的关键密码。
然而，即便投资持续扩大，制度建设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这说明，仅靠“理性+制度”的组合，依然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此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指出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及其对企业家行为的社会认可，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深层动因。反观近代中国，韦伯将其停滞归因于传统宗法儒学对创新精神的抑制，认为其文化结构缺乏鼓励进取与冒险的内在动力。
值得深思的是，企业家精神往往是特定地域和历史阶段文化的产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人文环境也经历了深刻的现代化转变。尽管这种文化变迁难以量化，但“中国实践”本身已经用事实作出了回答——文化转型可能正是支撑长期发展的隐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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