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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桥梁，在公共资源的公平高效配置中发挥着风向标作用。它不仅是需求侧政策的关键工具，引导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方向，更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持续保持在高位。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政府采购总额达33750亿元，虽较上年微降约0.5%，主要受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等因素影响，但已连续九年突破3万亿元大关，充分体现了其在全国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指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吉林市和深圳经济特区率先试行工程招标投标，取得积极成效，并逐步将试点扩展至科技、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等多个领域。经过十余年探索，上海市于1995年出台国内首个《政府采购试行办法》，标志着制度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随后，《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作为首部地方性法规发布，推动政府采购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
2003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成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意味着该制度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这一年轻的制度体系面临诸多新挑战，尤其在采购招标环节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亟需系统整治。
专家普遍认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性前提。”当前，采购领域存在的乱象不仅损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更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统一大市场的纵深推进。
四大乱象亟待根治
一、围标串标与虚假投标屡禁不止
部分企业通过收取管理费的方式允许其他投标人挂靠资质参与竞标，形成“代投”产业链。例如，内蒙古某企业在2024年内中标工程项目超过700个，背后实为大量中小企业以其名义投标。此外，多个投标方结成“陪标同盟”，互相串通抬高或压低报价，从中牟利，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二、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市场壁垒林立
一些采购单位设置歧视性条款，如指定特定技术参数、限定本地业绩或提出不合理资质要求，实质上演变为“量身定制”的“萝卜招标”。中央纪委近年来通报的多起医疗设备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案例，均涉及此类问题，人为制造准入障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
三、评标过程不透明，监管机制薄弱
评审标准模糊、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评标结果易被操控。同时，履约阶段缺乏有效跟踪与问责机制。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已有超过2000起招投标违法案件被公开曝光，3.8万余名违规评标专家被清退出全国专家库，反映出监管漏洞之深。
四、流程冗长复杂，执行效率低下
部分地区采购预算编制随意，审批程序繁琐，导致中小企业参与成本居高不下。中部某省对15个省级一级预算单位审计发现，多个部门未按规定编制采购预算，部分单位履约不到位，项目延期频发，严重影响采购效能。
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彭新林表示，在长期跟踪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发现，腐败行为往往披着合法程序的外衣，表面合规、实质输送利益。尤其随着电子招投标普及，腐败手段也在“迭代升级”，出现利用算法操控、数据篡改等新型智能腐败苗头，必须提前预警、及时干预。
破解困局：做好体制机制的“加减乘除”
政府采购乱象频发，根源在于深层次矛盾交织——权力集中与监督缺位并存，利益驱动与侥幸心理共存。尽管各地普遍设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但多数项目的审批权与决策权仍掌握在行业主管部门手中，交易中心仅提供场地和服务，难以对交易实质内容实施有效监管，导致“裁判员”与“运动员”角色混淆。
行业主管部门既负责项目管理又承担监督职责，独立性不足，监管效力自然打折。当权力缺乏制衡时，极易沦为寻租工具。与此同时，单个项目动辄涉及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资金，巨大的经济利益诱使采购方与供应商铤而走险，“围猎”与“被围猎”现象频现。
不少参与者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态，误判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进而结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致使违规行为反复发生。此外，诸如“最低价中标”等规则本意为控本增效，却在实践中异化为偷工减料、后期变更索赔的通道，为暗箱操作留下可乘之机。
要彻底扭转局面，必须从制度设计、监管强化、技术赋能和文化重塑多维度发力，统筹运用“加减乘除”综合施策，推动政府采购真正实现公开、公平、公正，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政府采购并非简单的“买买买”，而是要在保障政府“紧日子”的同时，兼顾市场和百姓的“好日子”。治理采购招标中的乱象，不仅关乎公共利益与市场公平，更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必须采取多种手段协同推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实现标本兼治。
王丛虎指出，要有效治理政府采购招标领域的突出问题，需牢牢把握三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推进“阳光化”，通过全流程信息公开和电子化留痕，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其次是强化“统一性”，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规则与市场体系；最后是落实“责任制”，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追责，形成“谁违法、谁负责”的震慑效应。他强调：“最终目标是实现制度、技术、监管与服务的协同发力，打造规范、高效、公平、透明的政府采购环境，既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又激发市场活力，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彭新林提出，应通过“权力做减法、监督做加法、科技做乘法”的方式，压缩违法违规空间，守护公共资源，维护市场公正。所谓权力做减法，就是要深化采购领域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推行“采管分离”，建立采购人、使用者与资金支付方相互制约的体制，借助标准化需求管理，最大限度降低人为干预和自由裁量；监督做加法，则要求加强从标前准备到标中执行再到标后履约的全过程监管，聚焦关键岗位与核心环节，确保交易信息应公开尽公开；科技做乘法，意味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对交易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自动识别围标串标、专家评分异常等风险信号，提升预警与处置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表示：“政府采购招标已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打开中国政府采购网，各类采购信息清晰可见：某工程大学发布消防监控服务项目，某部委清算中心就公务行App改版进行招标，某医院计划采购一批婴儿培养箱……这些案例反映出政府采购覆盖面之广。国际上，政府采购规模通常占GDP的10%至15%，而我国目前尚不足3%，这一差距也预示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一方面要加快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开放透明的政府采购体系，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在推动科技创新、扶持中小企业、促进绿色转型等方面的政策功能。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印发《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系统部署了在市场秩序整顿、法规体系建设和产业促进方面的重点任务。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存在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并行的“两法分立”格局。二者在适用范围、主体类型和规则设计上既有重叠也有差异，导致制度执行成本较高。王丛虎认为：“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首先要建设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两法融合’，长远目标是制定一部覆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综合性公共采购法。”
政府采购对生产体系具有显著引导作用。当前，其促进产业发展的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科学设定采购需求标准，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二是利用减税降费等财政支持手段，在收入端让渡部分政府收益，直接支持企业发展。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会长任树本指出：“绿色低碳产品因成本高、价格贵，市场接受度有限。通过政府采购实施绿色招采，可以有效引导绿色生产与消费，优化投资与消费结构，进而扩大内需。”
专家建议，要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必须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结合采购市场实际发展情况，推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在具体操作中，要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市场主体发展需求，合理配置采购资源，实现政府需求、财政资金与企业供给之间的高效对接与良性互动。
王丛虎还提到：“世界银行在2023年发布的全球商业和投资环境评估操作手册中，首次将政府采购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这一变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规范化进程，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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