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腿正义》冯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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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腿正义》(增订版)
　　冯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26元
　　
　　冯老师，很高兴您又来北京讲学，正逢《木腿正义》出了增订版。这次重读，我感觉比当年读初版时理解得深一些了，但仍有似懂非懂的地方，比如这书名，很特别又有点费解。英文译作“Wooden－legged　Justice”，就是正义跛足的意思吧？书中同名文章讨论“马丹还家”案时说，这“跛足的正义来得太慢、太偶然、不可预料”，而法律程序却是要让人们相信，它终究会来。这样解释，让我感觉法律程序像是鲁迅要在里边“呐喊”的“铁屋”了。不打破那铁屋，正义的跛足能得到医治吗？
　　这么说吧。程序不仅是政法业务日常操作的需要，还能赋予司法和社会冲突一种仪式上的正当性，从而巩固民众的信念，甄别谬误，区分敌我。有时候甚而令人恐惧。“文革”当中打派仗，武斗，那会儿也讲究程序。比方喊什么口号，怎样动员、孕育仇恨、驱使殴斗，直至光荣牺牲、开追悼会念语录安抚家属，等等，都是高度程序化的。跟“马丹还家”案中大法官记载的那些繁复的审判和行刑细节差不多，也是十分规范精致而有效的一套社会控制与斗争策略的运作。揭示这一点，是法学对于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功用。所以我在书中一再强调，法学除开职业训练、理论建构，还应有社会批判的一翼，才算完整。
　　说到法学，目前国内法学书刊的市场一片繁荣(尽管书的质量良莠不齐)，不知您这次有没有逛逛书店？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常让我觉得无从下手，恐怕许多同学也有这个感受。您在书中推荐了《人民法院案例选》，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愕然和疑惑。从未听哪位老师称赞这书啊，包括教应用法学的老师。
　　法院系统出的案例集子，学界习惯上不太重视。其实有些编得不错，是富矿，极有挖掘潜力。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所的案例选，杨洪逵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得上中国案例编纂评析的第一人。我多年前访问过他和最高院的几位资深法官，请教关于案例选编的问题，故而对他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杨先生英年早逝，是人民法院(也是中国法学)的巨大损失。我想，起码要四五个学识一流的法官全力以赴，才能顶得起他一人的工作。这次讲课，就准备专门讨论一组他编纂的知识产权和民商事案例及评语。
　　您这么重视研究案例，是不是想弥补中国法律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呢？或者背后还有更大的危机？您还多次谈到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是不是当前法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但又薄弱的环节？应该如何改进呢？
　　法律教育是有点脱离实际，比起别的学科，教条也多些。研究案例多少可以破除一点教条。但现在的大学都是拆了“墙”的，不是过去的象牙塔，跟社会不划界，腐败的风气相通，连手段也毫无二致。这就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反面启迪受教育者，教他认清学习对象的真实面目，看破“皇帝的新衣”。我们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探讨方法、求索改革、推进学术的。由此可见，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大学教育是不同的问题，后者的堕落正可以刺激前者的进步；学术前沿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即使在廉洁自律的体制下也是如此。至于危机，大概根子在1990年代开始的种种“产业化”、“泡沫化”政策吧，听说很多地方法学院／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好。纠正错误的政策，说难也不难。一句话、一次会议、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办到。历史上严重得多的害死了人的错误都这么纠正了。这一点我不悲观。
　　真是那样就好。您曾指出，新法治的实现，有赖于知识产权“改写历史、重塑文学”，悄悄启动“新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前不久，我听说专利纠纷的诉讼费由1000元降至100元了，可能会刺激专利纠纷案剧增。这对负担已经很重的法院恐怕不是个好消息，对共建和谐社会也助益不多。实际上，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一直在增长，这算不算新法治一路高歌猛进的一个征候？
　　没错，新法治业已基本建成。下一步应该关注社会公平、扶持贫弱了。不知专利诉讼费下调，是否有便民维权的考虑。中国的儒家大传统底下有个“健讼”的小传统，建国后压了一阵子，近年又复兴了。你看，现在腐败抄袭的博导教授，敢和被抄袭作品的作者打著作权名誉权官司，而且常能打赢。这么明火执仗欺负弱者，是必须把职业道德和学术独立唾弃了，再把腐败说成是民事纠纷，再知识产权化，以便通过诉讼程序充分利用其钱权勾结的势力；你数数，要经过多少环节，才能走到这一步——让人忘却历史？
　　读您的文章，很佩服您的结构安排，巧妙而又浑然天成。还有题目，与正文总是那么契合，不落俗套。有朋友说，看这书的目录，觉得像是诗，有节奏感，又充满寓意，尤其是下编。我想这可能是天分与勤奋的结合吧。虽然这样的境界未必是可以学到的，但还是希望您能透露一点作文的经验。
　　过奖了。文章技法，无非“熟能生巧”四字。美国大学本科有英语写作课，主要练习论说文，很受学生欢迎。我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里提到一位马瑞思(Richard　Marius)老师，生前便是哈佛的写作课“教头”。他还有一项见功力的任务，每年6月毕业典礼，毕业班那篇拉丁语演说，由他定稿并辅导朗诵。好的文章是这样的，人在隔壁拿着它念，你还以为他在说话。这是叶圣陶先生打的比方。我小时候母亲在北京编中学物理教材，请叶老和语法学家，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主播，给教材组讲作文、语法和课文朗读。那年头编教材，能有那么认真考究。我读了她的信就记住了。现在看学生论文，有时也这样要求：你把这句话念出来听听，像谁在说话？要他学会用耳朵，把书上看来的别扭句式、累赘语词通通改掉。
　　那以后我也要用心“听”了，呵呵。过去读初版时，遇到那些陌生的中世纪诗歌，杳渺的异域故事，我就打了退堂鼓。这次重读虽然也未全懂，却喜欢上了里面的诗句，比如讲但丁那一段，“……后来，饥饿压倒了悲伤”，让我感受到了诗的震撼力。但是，这些文章的主旨毕竟是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您能否指点一二，下编尤其是前6篇文章，该如何读呢？
　　那几篇书评原是给《九州学刊》写的，所以是专业论文的路子，不够通俗。结集时考虑到国内对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评论不多，也许一些读者有兴趣，愿意像你这样多读几遍，就收了。写书评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受了西学的系统训练之后如何用中文写作。因为中文读者的知识构成、阅读习惯和欣赏趣味，跟西文典籍在西文语境里的专业探讨，差距太大了。可是也不能老谈些ABC，把自己套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的框框里呀。这问题直至写《玻璃岛》才得到解决。刚才你问作文的经验，这也算一条吧：学好外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是没法向人推荐，因为据说绝大多数人的语言习得能力从十多岁青春期开始就退化了。现在搞成全民学英语，求职晋升之类都要考英语，实在是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与其考英语，还不如考背唐诗、考书法。
　　《摩西五经》去年在香港出版，您译经有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希望能早日读到。长久以来，《圣经》在国人心目中是宗教教义的代名词，而非文学经典，就像《马恩全集》被当作政治文献而非学术经典一样。中文《圣经》在汉语文学中没有地位，是您译经的动因之一。然而我想，《圣经》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除了文学成就之外，大概很多社会因素也对其经典地位的塑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阅读习惯，因此《圣经》的文学地位就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了。不知您以为怎样？
　　古代文献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圣经》的崇高地位跟宗教传播，也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瓜分世界，以及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移植现代政法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我们便是在这3000年历史形成的大格局里，谈论《圣经》的文学地位和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但这只是就原文而言。《圣经》的无数译本的文学地位却大致是一个语言文学问题，因为译本是典型的优胜劣汰产品。新译本不断取代旧译本，只有少数取代不了的才有幸立于母语文学之林，例如圣杰罗姆的拉丁语通行本、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和英语钦定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文学经典包括《圣经》的翻译，本质上不是学术，而是创作，依托的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历史语言的机缘。而中文旧译之所以不成功，根本而言，不在误译漏译或义理把握失当(如我在《宽宽信箱》里举例说明的)，而是译艺不高，人才不济，未能跟上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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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大学出版社 木腿正义 北京大学 北京大 出版社 北京大学 木腿正义

　《我的前半生(全本)》(新版)
　　爱新觉罗·溥仪著
　　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39元
　　　　
　　由群众出版社新版的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全本)》，刊出了以前被删去的溥仪的打油诗：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抛。(272页)
　　这首打油诗戏拟的，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名诗，原文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溥仪能够熟读这首诗，他还会有帝王思想吗？我们度过了激情的岁月，对这首诗已经冷淡了，何况远离激情的溥仪？
　　如果按照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个个性的解放，那末，溥仪的前半生始终是不自由的，他一直是在社会信息被封闭的环境下度过。加上他幼年极端片面的帝王教育，构成了他的畸形人生。
　　溥仪的前半生可以归结为三步曲：“我是皇帝，我要复辟”、“我是傀儡，我要保命”、“我是罪犯，我要改造”。他的一生都只能在别人的支配下生活，这是他作为一个末代皇帝的悲剧。作为一个生灵，是他所处的环境毁了他的人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
　　溥仪说他“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第32页)。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看到清王朝(其实是整个中国王朝)中后期帝王、贵族教育的失败。溥仪从小没有母爱，没有父爱，却受着帝王权威的尊崇。年老迂腐的师傅的教育，完全背离了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事实上他又要受到那么多人的管教，养成了他畸形的心理。封闭的教育，使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由于读书和生活两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后的常识之不足，常常引起别人的惊奇”。(43页)满族亲贵(例如他的父亲和弟弟)所受的教育也好不到哪儿去。先辈马上打天下的骑射传统，到了他这一代，早已荡然无存，他甚至没有受到基本的男子汉教育。书中记述他的妹夫康庆对他的建议：“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342页)怀着复辟梦的溥仪，连殉国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缺乏起码的男子汉气概。所谓“卧薪尝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种种说教，完全是一句空话，没有实践的基础。
　　应该说，清王朝的帝室传统，在历代帝王中还是比较好的。尚武的传统，到嘉庆以后才渐渐消失，但勤政的传统还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由于深宫教育的失败，只有从基层进入内宫的女性慈禧才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活力，统治了晚清近半个世纪。溥仪及其周边的皇族亲贵，一个个庸懦无能，这个王朝的覆灭也就无法避免。但溥仪在师傅们的强烈灌输下，充满着完全不现实的复辟梦想。所谓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类字眼，用在溥仪身上都觉得词不达意。
　　溥仪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得不到正常的社会信息。他对社会的认识是被扭曲的。他一方面被尊为皇上，接受复辟思想的灌输，一方面他得不到应付危机的教育。书中说，“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的事情，要谈也要经过师傅。”(64页)向溥仪封锁消息，只提供片面的信息，是他周围一群人的习惯手法。他得到的信息是“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对共和”(82页)。甚至在他长大，已经到了可以独立思考的年龄，新文化运动已经广为传播，他自己也可以与社会直接、间接接触时，他的成见也已经养成，收到的信息仍然是“人心思旧”。(83页)尽管他订阅了二十多种报纸，他的信息处理能力显然是极为低下的。
　　作为一个年轻人，自然有年轻人的冲动和朝气，但他周围的气氛太陈腐了，根本不可能让他跟上时代的步伐。1924－1925年间，他避居日本公使馆时，正逢二十寿期(虚岁)，曾发表声明说：“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139页)但事实上，他一直怀抱“恢复祖业”的野心，把国家看成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私产，完全没有正视在社会上发育起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311页)对于社会上正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更是毫无所知。他无从进行独立的价值选择。
　　事实上，溥仪在成人之后，由于他少年时代教育的谬误，他并没有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在偷渡前往东北以前，虽然被周边的人尊为皇上，但也一直是周边那些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目的的道具而已。他们并不希望他具有乾纲独断的才华。尽管他也有了“自己的情报工作”(156页)，以他的组织才干，自然难有效率。他不能不受到周边人的愚弄。偷渡到东北后，溥仪集团与日本人的谈判，溥仪本人完全是个被人操弄的木偶。郑孝胥和罗振玉的口气是这样的：“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216页)所以，当面临复杂局面的时候，受到信息封锁的溥仪，“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有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找神仙帮忙解答问题。”(219页)他从师傅们那里，没有学到先祖们的一点智慧和勇气。他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也就成为定局：“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222页)
　　溥仪周边的人，还只能弄点欺君罔上的小伎俩。而日本人，对于溥仪，则是直接的暴力控制。溥仪当了“满洲国”执政之后，“从那次游公园被搜索回去之后，除了经过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没出过一次大门。”(248页)“我就发现这些人，包括总长们根本没有人向我请示什么‘公事’，只不过和我闲聊天。当我向他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向来不找我的。”(249页)“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质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289页)“反映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290页)日本人对溥仪实施了严格的信息封锁。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时时为生命安全恐惧，得了神经官能症。他只能在自己的宫内作威作福，对日本人惟命是从。他对战局的发展一无所知。他对国际形势、世界形势的发展，更无从判断。他在信息封闭之下，只能是越来越愚昧。
　　在这样的信息封锁之下，溥仪根本就不知道盟军的政策，也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此，他在战后的辗转之间，为了保命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从《我的前半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实例，信息闭塞是如何使人变得愚昧可笑的。
　　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以后，他作为战犯，没有了人身自由，当然只能接受强迫改造，他受到的信息封闭是罪有应得。这和以前他受到的信息封闭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对一个人思维的影响是同样重要的。书中说道：“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317页)“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345页)这一切都曾引发了恐惧心理。强迫教育与人性化管理，最终使溥仪认识到作为末代皇帝所犯下的罪恶，也使溥仪的人生经历，完成了从皇上的虚荣到平民独立生活的大转变。但他是否具备了现代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我的前半生》及《我的前半生(全本)》，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在知识、教训、审美、价值观方面，是一本很好的书。但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专业历史工作者来说，它在文史专家们的指指点点下，在捉刀人的润色之下，或许不一定完全符合溥仪本人的思想境界。我们从书中看到革命价值观的高度连贯一致，恐怕不是溥仪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作为专业历史工作者，更愿意读读那本质实一点的油印本。
　　

　　溥仪(1906－1967)摄于1931年。

稀缺物种：绅士 (21世纪经济报道 )(一帆)

　　　　
　　5年前，两个刚满30岁的美国人Jason　Tesauro与Phineas　Mollod在他们合著的颇具插科打诨意味的《现代绅士———必要礼节、见识以及恶习指南》(Modern　Gentleman：A　Guideto　Essential　Manners,Savvy&Vice)一书里，倡导人们精心装扮起来去工作，“穿起细条纹西服，对抗工装裤，说明你真把自己当成一回事了”，———书中如是描述。在这部被誉为“绅士百科全书”的著作里，两人更提倡恢复充满温情的手写书信，对抗网络即时通讯的冷漠……
　　如今，在5年过去后，Jason　Tesauro在华盛顿特区外的Ritz-Carlton酒店办起了一个“现代绅士研讨会”，以他的话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潮流的回归，尽管它的影响范围还很小，但我依然感到欣慰。虽然‘绅士’目前已成‘高危物种’，但还不至于就此灭绝。”
　　而事实上，这种回归非关潮流。
　　设想你正在一个商务旅行中：飞机刚刚降落在你要抵达的城市，就在拥挤的人群中搜寻和等待同伴时，你被迫听到旁边一个男人与别人在手机上的通话。他那花哨的手机铃声几乎在飞机靠上停机坪的两秒后就开始发作。现在，他正绘声绘色、气喘吁吁地向对方描述他昨天晚上在酒吧里结交的一个女郎。他是如此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正如他全身上下毫不搭调的热闹衣着。当天晚上，你终于住进预定好的酒店房间，却意外地发现隔壁的人一整晚都在开派对，而你偏偏第二天一早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如果你也曾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似曾相识的情景，是否也会有一刻生起这样的疑问：为何在这个人与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膨胀的时代里，对于精神品格的探求却没有同步飞升？
　　文明社会可怜的残余难道会像罗马圆形大剧场般灰飞烟灭？多年前，一个达到某个年纪的成熟男性自然而然地懂得如何行事：办公室里表现从容不迫的礼节，对于身边同事的尊重；对于女性的特别谦让；对于非自我能力取得成就的一贯低调，以及懂得如何靠智慧而不是其他手段赢得异性的垂青……
　　当下，财富与从前为人们所称道的能力才干间的联系日益消弭，这就是为何修正迫在眉睫的原因。不是流于表层，而是深入肌理的“善其身”。了解简单乐趣的真谛，以及真知的力量。在理性的时点，理性的男人应当经历一次精神层面的升级，这之后，他将彻底脱离不择手段追求一飞冲天的羁绊，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绅士。
　　如果我们有幸遭遇一位现代真绅士，他没有必要在浮华场所一掷千金以博人眼球，街头酒吧间里一杯精心调制的姜汁饮料也能让他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环视周边，公众人物中的有限经典版本：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约翰·莱金德(John　Legend)无疑在身体力行着与当下格格不入的行为准则，无论是于工作上，还是于举手投足间。
　　当商业世界正为大规模生产以及粗制滥造的风格主宰时，传奇的古驰(Gucci)前当家设计师汤姆·福特(Tom　Ford)的文化直觉或许是对的：今年，他把时尚坐标调向了“简约与定制”，当人们传说他可能要背弃Target，把余生用在研究斐济的日落上时，他本人却于今春“重出江湖”，在麦迪逊大道上开张专注定制男装的精品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诺立塔(Nolita)的伊丽莎白街(Elizabeth　Street)显得精巧玲珑、别具风味，适得其所，不啻于对抗Targets、H&M和GAP这种集市式专卖店的一剂良药。”知名真人秀栏目《天桥风云》(Project　Runway)中的完美先生，帕森斯(Parsons)设计学院时尚设计系主任提姆·甘(Tim　Gunn)认为，时尚工业中存在太多盲目跟风，汤姆·福特却对此作出了相反的回应———这位“时尚的预言家”又一次预言了2007年的潮流，那就是在纷纷攘攘的灯火阑珊处，寻找一个还没有在我们的记忆里被完全磨灭的优雅身影。
　　尽管有如Tesauro般情绪乐观者，绅士种群的数量近来还是变得日益单薄，兴许这有点源于绅士一词本身的微妙界定。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而言，“绅士”给人的一贯印象，大抵是生就的思想空虚，手无缚鸡之力的欧洲贵族坯；但若按照祖母们的标准，一个老实忠厚、举止得体的“受气包”形象便跃然眼前。
　　然而新绅士既不是纨绔子弟，也不是唯诺之人。“它与金钱和社会地位无关，”Emily邮政学院系主任，《男人的必要礼仪》一书的作者Peter　Post坦言，“一个先于自己考虑他人的人，一个致力于让这个世界变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更为舒适的人，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绅士。”抛开与优越出身的陈腐联系，贵族的使命的确是关乎压制私欲服务大众。
　　当然并非要撇开所有的“私欲”，复兴绅士们深谙：谨慎、周到的言行让你在现代职场上无往不利。“将心比心，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提姆·甘娓娓道来，“当我请人到办公室开会的时候，我之前就会设法了解对方喜欢咖啡还是茶？他们怎么用咖啡？他们是不是百吉饼(bagel)发烧友？他们是不是喜欢来点酥皮点心？当他们在这儿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觉得舒适自在。这很容易培养信任，他们甚至会觉得有些被引诱了。”
　　隐忍克制，绝对不等同于软弱，它同样也是助力现代绅士宏图大展的必备修养。“我发现那些没教养的家伙，那些左突右冲以达目的的家伙，必定为人们所厌恶。”专栏作家，以及系列武士行为原则指南丛书的纳什维尔作家John　Bridges毫不讳言，“如果你尝试通过文明的方式待人，人们也会还之一个谈判的地位，以这样的方式接近目标就容易多了。做一个绅士等于是给你取你所得，而不激人憎恶的工具。”
　　在公司饭厅里对着同事吹嘘一通自己搭乘私人飞机的“威水史”，那感觉棒极了，而事实上这恰恰可能让你的上司打定主意撤销你的提拔任命。“新绅士有礼有节。”《Cary　Grant：风格的庆祝》(Cary　Grant：A　Celebration　of　Style)一书的作者Richard　Torregrossa这样认为，“他们的言词谨慎：是他们在控制自己的手提电话，而不是手提电话控制他们。”
　　此外，无论今天的话题是伊拉克撤军还是美国总统竞选，新绅士都不会让自己的意识流恣意挥洒到他人身上。他没有必要成为注意力的焦点。事实上，将现代绅士区别于芸芸众生的点睛之笔在于：他们已经足够自信，没有必要恭耕于布道自己每一丝智慧的火花。“我总是在说，绅士就是当为人需要时知道该怎么做的人。”Bridges津津乐道，“其他都不重要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3 7:54:53编辑过]

看冯象著的《木腿正义》后，更明什么是“真知灼见”。

□冯象

　　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士（J.D）。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北京三联，1992），《中国知识产权》（英文，Sweet&Maxwell，1997，增订版2003），《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玻璃岛》（北京三联，2003）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及竞争资讯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兼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

　　我向来买书不多，大约是少年远行，长期居无定所的缘故。德国谚语：搬家三趟，如遭火烧。书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处理”一批。与其忍痛割爱，不如不买，我想。于是就越发依赖图书馆了。但是昨天数了数，家里居然摆了七只书架，而且插在那里的书好些还崭新的没画过杠杠，没插字条，没读过！真是惭愧。再检查一遍，书桌上下、沙发周围、茶几、窗台、厨房、厕所……处处是书的领地。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有个编辑朋友问，哪些书对我影响最大，希望谈谈，向读者推荐。我想，根据上述观察，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大小，与我“亲密接触”的程度，不妨以它离开书架的时间长短，跟我书桌上那两盏台灯的距离远近来定。所以我现在坐回书桌前面，就手边堆着的书一一看去，觉得可以举出四本来同读者谈谈体会，即《史记》、《共产党宣言》、《圣经》和《神曲》。

　　《史记》

《史记》 / 19.80元/出版社： 京华出版社 /司马迁著/1999年10月

　　中国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无韵之离骚”了（鲁迅语）。什么时候开始读，记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级，“文革”开始之前。因为“文革”爆发，先父即被“揪出”游斗隔离审查，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造反派轮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书柜全部贴上封条，而那本《史记》选读是没有被没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乡去云南的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红卫兵将他押回家来，在主席像下开批判会，要我同他划清界线。我未吭声。临走，父亲说了几句广阔天地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但当他听说我行囊里除了红宝书、赤脚医生手册之外，还有鲁迅、《史记》和英语词典，即面露欣慰之色。后来知道，他在“牛棚”里常默诵《报任安书》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对太史公的偏爱就更深了，尤其钦佩他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种“倜傥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选读，却早已不知被谁借走或遗失了。1998年返北大讲学，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国林风书店浏览，见新复刊的《中华活页文选》中有《报任安书》并《太史公自序》一辑，顿时往事一一来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系围裙掸灰理书，从书架上取了一套父亲用过的上海文瑞楼版《百五十家评注史记》带来美国。从此又得以随时受教于太史公了。

　　《共产党宣言》

《马克恩恩格斯共产党宣言》／4.50元／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我在云南乡下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翻译和作文）寄到杭州，请我的姨夫王承绪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他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好几顶“帽子”，但抄家批斗之余，尚能“改造使用”，做一点翻译工作，故可以当我的启蒙老师。我那时用的英法文词典和读的原著，都是他赠送的。我一头钻进外语里去，中文就受了影响，信也写成“洋腔洋调”的了（母亲语）。父亲在囹圄中得知，建议我对照中译本，学习（恩格斯亲自校对的）英文《共产党宣言》。一对照，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同时也十分佩服马列编译局的专家们。不过《共产党宣言》还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论语言的感染力。或者说，理论作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诗歌小说是一样的，也在于打动读者的情感、良知，进而支配他的想象力。“文革”后期，父亲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陆续“恢复工作”，我去各地拜访他们。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一定还犯同样的“错误”。

　　《圣经》

《圣经是怎样一部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雅罗斯拉夫斯基(苏)著/1997-11/ 谭善余译

　　我初学外语时，文学兴趣在18世纪－19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后，专业定在中古文学；中世纪文献多与基督教有关，故《圣经》是必修的科目。从此各种版本的《圣经》高踞案头，几乎天天翻阅。中文《圣经》最早也是在父亲的书架上翻见的，出国后收集了几种，但从未仔细读过。直到入耶鲁法学院，有朋友在神学院学习，拿中文《圣经》来找我讨论，才发现内中舛错不少，包括误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耶鲁的神学院和哈佛不同，是培养牧师的。中译本的理解使用，对于那位朋友便是很实际的问题。后来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有道内友人提出这个问题。《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诘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成对比。因此萌发了重新译注《圣经》的计划。《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我以为，读者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应该大有益处。

　　《神曲》

《神曲·天国篇》／但丁著／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月／18 元

　　有一阵子，我热衷于译诗，各种语言各个时期的诗，只要喜欢的都试一试。先父曾请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批阅。方先生是翻译大家，功力极深，往往改一两个字，一行诗就生动了。我对他翻译的陶渊明和“英诗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尤感兴趣。后来我的北大硕士论文和哈佛博士论文写的都是乔叟。乔叟早年到过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响；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语便排进了学习日程。过完大考，游历欧洲，特意追寻乔叟的足迹，访问了但丁故乡佛罗伦萨。但丁之吸引我，不仅因为他是“天堂大门为之打开两次”的伟大诗人（《神曲·天堂篇》15：30），还因为他的艺术风格与中国人的情趣气质和文学传统相距甚远，例如个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于简朴的叙述以及对语词的复义／复调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读不厌。据报道，北大西语系田德望先生译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学佛罗伦萨研习但丁，晚年不顾癌症缠身，倾十七年心血铸成此伟业。功德无量，实在是知识界一大福音。

　　美国商学宗师奥地利人杜拉克（PeterDrucker）博士今年94岁。神态举止看似八十，开会听他作主题报告，敏锐通达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开始”这句话什么意思。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一片赞叹。

　　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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