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校学术不端治理的困境
2026年5月<br>
近期,同济大学、南开大学等顶尖高校接连曝出学术不端舆情事件:同济王某被举报Nature论文数据造假并查实;南开陈某被指代表作实验数据异常,加之年初川大王特聘被查实伪造数据套取经费等,类似事件频发集中暴露我国学术不端治理长期存在的深层矛盾,事件必将倒逼相关治理主体正视治理困境、探寻破局之路。我在上一篇“舆情漩涡中的科研诚信调查程序”提到,这些连串的事件和五年前不同,也和2017年以前国内治理学术不端的境遇不同。举报者除了运用网络媒体、还充分借鉴了视频号的放大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有了AI的加持,举报者如同拿了40米大砍刀(类似第三方验证的功能,恰好解决以往重复实验所需的经费和时间困境)。因此说,在现在这个时点,攻守易势,以往那些造假者的侥幸心理可以休矣。梳理这些热点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除了被举报者的光鲜头衔容易引起关注,如校院系负责人、“杰青”“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等,重要的是他们占据了学术生态的顶层,拥有巨大的学术话语权和经费调配权。而所谓“数据记录不规范”“未客观记录数据”等也多是性质恶劣的数据伪造、篡改等严重不端行为的托辞。长期以来学校等主责方未能高度重视全流程诚信管理,人员配备和培训严重不足致其实施学术调查的能力普遍滞后、惩戒偏软。
这就是当前高校学术不端治理的核心困境。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评价体系扭曲,偏离科学黄金标准。长期以来,科研评价重数量的格局未彻底改变,“唯论文、唯帽子、唯经费、唯课题”等导向,塑造了“帽子—论文—项目—资源”的利益闭环。人才头衔直接与资源分配、个人利益绑定,顶刊论文则是保住头衔、获取项目的关键。这导致急功近利之人选择编造“完美数据”走捷径,而顶刊过度介入科学发现的偏好进一步加剧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科学发现的标准沦落为“顶刊”的标识,正所谓“多年研究无人问、顶刊一篇天下知”。惩戒力度不足,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当前责任主体尚未建立对学术不端的合规处罚意识,或“罚酒三杯”,或以行政轻处分,学术轻处理来搪塞。固然较以往有所推进,但仍难以形成震慑之力,如很少有严重不端行为者被开除公职甚至追究其刑责。以基金委的规制为例,即便牵涉巨额经费也多“追回”了事。而对某些特定领域的论文代写、数据篡改等灰色产业链的长期存在则束手无策。调查机制失衡,程序公正透明性不足。按照2018年以来我国科研诚信治理的相关成效,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单位等第一责任主体掌握学术调查权力。但这种掌控存在天然不足,即调查主体既是相关科研成果(例如论文)的产出方,又是被举报成果的调查裁决者,左右互博的态势明显。加之涉事学者多为核心人物,更易受内部人情、学术声誉保护等干扰,致调查难以“动真格”更易“走过场”。与此同时,调查过程的“内部核查”机制则导致原始记录等不易公开、第三方复核更是缺失缺位,调查难以回应公众质疑从而加剧了舆论危机。监管手段滞后,全流程诚信管理缺失。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强制的原始记录标准和原始数据存档、开放及共享规范。科研实验记录、原始数据多由个人、课题组、实验室掌控。各单位五花八门的原始记录本,更是缺乏审核、复验等环节。同时,责任主体缺乏常态化核查机制和重要成果的实验复现手段,所谓监督更多依赖“学术打假人”的质疑曝光。近年来AIGC技术的普及,让AI生成数据、合成图片等行为更隐蔽,传统检测手段疲于应对。那么针对上述困境,高校学术不端治理的破局和出路在哪里?我们一一对应做一个分析。首先还是要重构科研评价体系,斩断造假动机。随着年初某大机构拒付巨额出版费,全国学会拒绝国外学术机构霸凌,某期刊评价脱离机构管控等,彻底破“四唯”、建立新规的趋势呼之欲出。以创新质量、实际贡献、社会价值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体系正在取代过往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非科学指标。同时,应进一步弱化人才头衔特权,实行“定期考核、动态退出”机制,让科研回归求真本质。其次要坚持相对独立的调查机制,保障公正透明。重新审视学术调查权,除涉密内容外,调查启动、进度、证据核查及处理决定全程或全网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建立调查人员终身追责机制,对弄虚作假、包庇纵容者严肃问责,同时对其开展必要的培训以提升合规能力和公正意识。引发舆情的,要适当借助外部力量和跨部门区域的调查能力,引入AI赋能和第三方评价等,保证学术调查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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