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尼瓦尔
近期,中国经济学界围绕研究方法掀起了新一轮讨论热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上的《经济学研究“过度模型化”的误区及其纠正》一文,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引发学界广泛共鸣。该文指出,当前经济学研究存在两大误区:一是为构建模型而脱离现实情境,二是为追求方法精巧而回避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倡导回归“恰当的模型化”路径,助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陆铭教授的批判无疑触及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部分集体焦虑,文章蕴含的建设性初衷值得充分肯定。
将当前学界的问题诊断为“过度模型化”,并试图在方法论层面寻求纠偏,可能未能触达争论的哲学根本,甚至可能模糊了真正关键的认识论议题。“过度”是一个关乎程度与平衡的概念,该概念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可被学界公认的“适度”基准。但在经济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客观、价值中立的基准?当我们判定某类模型化研究“过度”时,所依据的是何种元评判标准?该类评判标准本身,是否能真正超越各类理论争辩之上?对上述问题的持续追问,将我们引向一个比方法论检讨更为根本的层面,即经济学理论建构的认识论基础。从认识论视角来看,难以确立统一客观标尺来整体性界定经济学研究存在“过度模型化”。当前相关争论的实质,来自对理论活动中“封闭性预设”哲学属性的认知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研究范式在知识价值排序上的隐性冲突。
一、方法论批判的迷思
陆铭教授将研究的第一个误区概括为“模型构建过程未能很好纳入现实情境”。这一判断预设了一种理想研究状态,也就是合格的经济模型应当尽可能充分吸纳现实中的关键要素,未能达成该要求便属于研究缺陷,甚至可被定义为 “过度”简化。陆铭教授的预设看似符合学术常识,却无法通过认识论层面的严谨审视。
经济模型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它是研究者基于特定认知旨趣,对无限复杂、持续流变的社会经济过程展开的有目的的理论建构,不可能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完整镜像复刻。该类建构行为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便是完成“封闭性预设”。所谓“封闭性预设”,是指研究者必须(哪怕是暂时、隐含地)对研究领域的基本实体(要素)、核心关系、系统的运行边界做出明确决断,将开放多维的现实转化为可被思维操作的理论对象。举例而言,将经济系统预设为理性个体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均衡的过程,与将经济系统预设为嵌入特定权力结构与历史路径中的制度演化过程,都属于典型的封闭性操作。此类操作绝非偶然的研究疏漏,而是理论建构得以成立的先验条件,没有对现实关联的选择性截断与关键运行机制的聚焦,任何形式化分析都无法推进。
指责模型脱离现实情境,如同批评交通地图未标注地质构造与人口密度,这并非研究工具的缺陷,而是由研究目标决定的必然封闭。所有模型都具备选择性聚焦的特征,通过强化特定关联、忽略次要关联形成分析效力,模型的学术价值正来源于这种生产性的理论简化。封闭性预设是理论建构的内生环节,以脱离现实界定的“过度”,不存在可落地的衡量尺度,脱离预设框架谈贴合现实,无法形成统一的学术评判标准。
二、范式竞争的底层逻辑
相关争论的关键分歧,并不止于“过度”缺乏可量化的评判标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即便我们接受某类关于合格理论的规范性理念,又该通过何种标准判断不同理论或模型的优劣?陆铭教授推崇“贴近现实”“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评判标准。但这一标准本身,直接将我们引向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困境,即经济学领域不存在超越研究范式、普遍适用的理论评价统一规则。
封闭性预设不仅是理论分析的起点,更是一套完整的学术范式纲领。预设一经确立,便会自上而下规训完整的研究过程。其一,定义“现实”的边界。何种 “现实”具备研究价值,需要被理论解释?是宏观经济的增长率波动,还是微观个体的行为偏差?不同的预设,直接划定完全不同的研究问题域。其二,筛选合法的研究方法。何种研究方法具备学术合法性与解释效力?是数学演绎与计量检验,还是历史比较与案例分析?封闭性预设会内在规定与之匹配的研究工具体系。其三,设定知识的价值标准。何种研究成果可被定义为有价值的学术知识?是逻辑的自洽性与预测的精准度,还是机制的深度与叙事的完整性?是普适性原理的提炼,还是对特定历史转折的深度阐释?
陆铭教授倡导的研究路径,植根于特定的封闭性预设,将经济过程视为嵌入历史、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演化系统,重视路径依赖与内在冲突,以现实贴合度与问题重要性为核心评价尺度。被批判的形式化模型研究,大多依托另一类封闭性预设,将经济系统视作理性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达成均衡的逻辑体系,以预测精准度与逻辑一致性为优先评价标准。因此,两类研究取向的相互批评,从来不是围绕科学严谨性或现实关联度高低展开的事实辩论,而是两类不同封闭性预设,与对应匹配的知识价值体系之间的范式竞争。
三、从纠偏到自觉
如果“过度模型化”的批判未能触达问题的根本,那么该如何回应陆铭教授文章中真切指向的,部分经济学研究与中国鲜活发展实践脱节,对重大现实问题解释力不足的现状?破局路径在于推动认识论层面的自觉跃升。
第一,强化封闭性预设的哲学自觉。当前经济学学术训练侧重特定范式下的技术操作,普遍忽视对底层预设的反思。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要求就是研究者要将所用理论工具的封闭性预设,从隐默的认知背景推至明示的学术前台。在研究启动与成果评价时,主动阐明理论依托的本体论设定、分析聚焦的方向、不可避免的视域局限,以及研究承诺生产的知识类型。
第二,在范式对话中深化对复杂经济现实的理解。承认封闭性预设的多元性,不等于认同学术相对主义,而是要建立反思互补的学术生态。不同范式是观察复杂经济现实的多元视角,能够揭示不同维度的运行逻辑。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度,恰恰体现在学界能否有意识地整合基于不同预设的知识切片,形成对现实问题更立体、更全面的认知。
第三,在明确价值承诺下推进理论创新。封闭性预设不仅关乎理论的认知框架,同时也隐含着对应的价值承诺,研究框架的选择与经济学的使命定位深度绑定。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求研究者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现实挑战的深刻理解,负责任地选择、调整甚至重构理论预设。面对共同富裕、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实践命题,研究者需要对源自不同学术传统的预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与改造,甚至提出全新的、更能精准捕捉中国经济实践独特性的封闭性预设。立足中国实践的预设创新与范式重构,能够让经济学研究扎根现实、回应时代,兼顾对经济运行的深层阐释、发展趋势的科学研判与实践路径的有效引领,在解释力、预测力、改造力的统一中,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突破。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其真正的起点在于实现深层次的认识论自觉。这一过程,要求中国经济学人以更充足的哲学耐心,审视常用理论工具的底层预设,探究中国经济实践提出的独特本体论挑战,在清晰的价值承诺下,开展多元范式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与综合创新。唯有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在解释与引领中国发展实践的进程中,孕育出既具备中国特色又能为人类普遍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的坚实思想体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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