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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而知其善”一一顾银乔书中的鲜活范例
于成玉
早在中国唐代初年，大政治家魏征就提出了“爱憎之间，所宜详审，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切莫“憎者唯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的理性思维方式。而顾银乔先生的《语文教育新见》一书中就不乏有操作这种理性思维方式的生动鲜活范例，读来委实令人倍感亲切新鲜和受益匪浅。
笔者想，举凡教过高中语文《守财奴》的老师，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巴尔扎克是18世纪到19世纪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了。 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其集总称为《人间喜剧》共包括九十部长篇、中篇、短篇和随笔。而《欧也妮•葛朗台》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高中语文教材的《守财奴》则是选自《欧也妮•葛朗台》中“家庭的苦难”一章中的一部分，其篇名是选文者给定的。那么选文者为什么要从《人间喜剧》这个整体中择出这一点点并拟名为《守財奴》作为高中语文教材呢？显然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因此，教师在讲授《守財奴》时，不得不紧紧围绕“葛朗台是一个爱钱如命的贪婪的资本家”，其“本性”是“贪婪、冷酷、残忍”等等这一“框框”和“调子”转，进行分析，进而达到向学生灌输“资本家什么都不好，一无是处。”的教育目的。而顾先生对这种渗透着“憎者唯见其恶”的思维方式却不以为然，先生别开生面毫无顾忌地指出：“葛朗台这个资本家是有贪婪、冷酷、残忍的一面，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也有很可贵的一面，你想想，他拥有金山银山，家財万贯，富得流油，可他仍然保持着创业初期那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原则，舍不得乱花一分钱。仅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值得我们现在的人所学习和借鉴的。”（《语文教育新见》第26页，以下引文除了注明者外，均引自此书，只注页码）很显然，顾先生这种理性分析的远见卓识，正是当年魏征所提倡的“憎而知其善”理性的生动体现。
特别令人赞赏的是，顾先生竟然能从葛朗台“贪婪、冷酷、残忍”的黑暗形象里面，看到葛朗台在“拥有金山银山，家財万贯，富得流油”时，“仍然保持着创业初期那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原则”的闪光点，从而撬开了所谓““资本家什么都不好，一无是处。”经典定论铁门的缝隙，让其透出一缕令人可憎资本家本性的一道亮光，这种勇气和理性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倘若所有教师都能这样结合实例，传授“憎而知其善”的理性，不啻“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下同）那社会效益将是非常可观的，必然会“晓看红湿处，花重锦花城”。
顾先生对葛朗台这个文学形象的解读，告诉人们不仅紧紧要盯着葛朗台身上丑陋的一面，还要看到他成长为千万富翁的光明一面。他的理财经验、消费习惯、谈判技巧等，这对我们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对中国目前的中产家庭而言，无不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记得当年恩格斯在评价包括葛朗台这个文学形象在内的整个《人间喜剧》 时说：这不仅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从这部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里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一463页）
能做到“憎而知其善”者，自然也能践行“爱而知其恶”的理念，而顾先生当然也不会例外。诚如顾先生所言：“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大都认为诸葛亮治军纪律严明执法如山，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分明，铁面无私。对于这一点，不少人往往都会举出‘孔明挥泪斩马谡’的实例来加以佐证。”（第68页）然而，顾先生对此传统看法却以令人信服的分析作了否定的回答：“马谡与关羽都是蜀汉难得的人才”，两人“同样立过军令状，同样违反将令，又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军法判决却有天壤之别。”这不正好 “说明了孔明治军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严明，那样公正，至少还有亲疏远近、公私内外之分”（第70页）吗？
其实，无论是外国“葛朗台”，还是中国的“诸葛亮”，无不具有两重性。如果在观察和分析时，对“葛朗台”只“唯见其恶”，而对“诸葛亮”则“唯见其善”，往往很难达到准确反映其本来面貌。因为，“葛朗台”也有“其善”的地方，而“诸葛亮”也有“其恶”的地方。因此，理性的做法应是像顾先生这样，对“葛朗台”要看到“其善”的地方，扬“其善”，引以为用，锦上添花。对 “诸葛亮”应揭示“其恶”的地方，以遏“其恶”，引以为戒，化腐朽为神奇。
当然，笔者提倡借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思想方法，赞赏顾先生操作这种思维方式的成功范例，并非要人们善恶不分，视恶为善。而是，其一，以顾先生为榜样，用以自勉和自励；其二，是为了抑恶扬善，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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