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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是“后中学”
尤小立
自从“深圳大学‘封校’惹争议”的新闻（见《新京报》2007年5月8日）发布以来，未见校方的正式回应。新闻报道中又是“全国惟一”，又是“嫌贫爱富”，深圳大学校方背负的指责够沉重的，相信他们内心里的委曲也一样沉重。
类似的做法，在别的大学也存在，为什么受指责的是深圳大学？校方“出于安全考虑”，至少在主观愿望上好的。……但种种理由都不能证明这个做法的正当性。
现如今，许多事都仿佛是“知易行难”。大学的管理也一样。“以人为本”，“与国际接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类的说法耳熟能详，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往往让人跌破眼镜。深圳大学这回的做法就是一例。
表面看，学校不让陌生人进入校园是其权利，但拥有这个权利的不仅是校方的管理者，还有教师和学生，他们是否也同意如此这般地操作呢？从报道中看不出教师的反应，但大多数学生显然是不甚同意的。
在国内的大学中，管理者是强势，教师和学生是弱势。也许是在强势地位上呆久了，管理者养成了代表弱势的习惯。深圳大学实行“封校”之前肯定没有经过教师和学生参与的民主讨论，他们只是习惯性地“代表”了教师和学生，将自己的感受强加到了他们身上。校方从学生和教师的利益出发的“安全考虑”，其实还是更有利于自己。因为对管理者来说，这样最简单易行，又可能立竿见影，而且也有社会上封闭式管理的住宅小区的成功范例在前。
然而，大学不是住宅小区。后者主要是私人领地，而前者则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作为公共空间，大学就应该是开放的，而校内外的交流应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这是就学生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从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国立大学不仅要通过培养学生，或者提供研究成果来服务于社会，它本身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功能，即利用其现有设施、设备和文化资源服务公众，辐射社会。例如大学的运动场、体育馆有向社会开放的义务，它的图书馆也有向公众开放阅览、查阅资料的责任。
以笔者的观察，进入新世纪，中国大学的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有退步的迹象。前不久媒体报道的湖南大学美雅国际教育学院动用先进的指纹扫描仪对学生上课进行“指纹考勤”，就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事就是在80年代的大学也无法想象。各大学的管理者总是在比谁更严格，谁更“规范”，很少听见哪位管理者在致力于营造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上下功夫。而后者恰恰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封校”的做法，从更深层的理念上看，就是一种非社会性的单位意识。这种意识在上世纪50年代产生，六七十年代流行，到80年代逐渐有所改变。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再次影响了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对管理者来说，“封校”大不了受到舆论的异议，但只要这样做能保证学生四年中平平安安地不出事，就算“成功”了。
客观地看，这其中确实存在着几多无奈。可是，成全了无奈之后，大学却越来越不像大学，而在向“后中学”或“中学后”靠拢。一群成年人被封闭在校园之中，接受严格地调教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过着他们熟悉又厌倦的中学生活，其结果只能是精神愈加地幼稚化，愈加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写到此处，突然看到一本书的标题《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价值观影响人类的进步”这个说法的确有道理。大学管理的缺失，根子还在于管理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价值观直接决定实施的原则和方式。现在实行的包办式管理不可能让大学管理走出困境。没有真正的自主式管理，大学不仅更不像大学，而且也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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