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赢者通吃”的学术制度真的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告高等院校的院长、校长及主管教育的官员们（二）
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名人”、“明星”乃至“暴发户”开始进入大学校园，明星们不仅“演而优则师”，甚至已经开始与古代圣贤相提并论；例如，近来就有北大“教授”（张颐武）宣称，“章子怡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胜过万本孔子”，后来又有因“网上通缉流氓外教”而闻名的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在其专栏上宣称“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这些堂而皇之的“高见”就实在不得不令人万分错愕了。孟子说，“人不可以**，**之耻，**也”，然而，当前那些为获得个人私利而华而取宠地不断制造噱头的所谓“学者”真可谓**之极矣。既然教师基本的社会责任已经日益沦丧，逞遑默守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道德操守？实际上，当前学术界的那些人又有几个懂得“理念”和“责任”的含义？钱穆指出，“教育事业，主要在师道。师道所贵，主要在为师者之人格与学问”；而当今师道如此，也可知教育状况如何了。
近期笔者上网浏览了一些博客，发现一些青年学子对社会现实往往能够激昂文字，对一些丑陋现象能够大义凛然，于只言片语中往往充满了社会关怀的豪气，尽管在一些专业领域的认知还未免肤浅，但却能够“位卑未敢忘忧国”；而反观周围的这一群所谓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教授以及博导们（因为笔者出身于经济学），他们占据了思想传播之位，但却很少有去真正思考社会问题，而是埋头于蝇蝇苟苟的逐利之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把讲席当作牟利的平台，把学术视为爬升的敲门砖，权力和金钱成为学术资力，这些学术歪风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显然，任何现象都有其社会背景，当前的学术风气的形成也是当前学术制度安排激励之必然结果。德鲁克指出，一个企业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公司的资源配置计划是否向最能干的人员和他们的工作倾斜？”二是“这些优秀人才的精力集中在重要的工作上吗？还是不得不分散到多项工作中以至于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国家教育资源的使用及相应的激励理当也应如此，然而，反观目前的学术界现状，正是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首先，就资源的投入而言，有多少投入到真正的科研中？君不见，那些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经济学家们整日忙个不亦“乐”乎，到处借着博导之名忙于组建所谓学术梯队以便到处承接课题、八面玲珑；而那些整日满头于书桌的人没有任何资金，乃至常常有不幸夭折之学人。所以，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大量的怪现象：一方面，那些“明星”学者出版“剪刀加浆糊”的书籍充斥了市场，因为这些书籍都获得了多种基金的资助；另一方面，那些潜心学问所产生的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也迟迟无法面世，因为他们实在交不起可观的出版费。试问，中国目前的教育、研究资金投到了什么地方？又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前笔者总是感叹中国教育、科研投入（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太少，但现在却幡然而悟：不是少了而是乱投了，这种乱投比不投更糟糕、更可怕，真正误导了整个学术风气，扭曲了理论研究，形式主义和浮夸成风。当前的学术资助体系对学术的发展有害无弊！
其次，就那些少时了了而享有虚名的明星经济学家的行为而言，这些人现在还有多少依旧呆在书斋里呢？他们不是下海经商就是忙于在办咨询、开讲座、纵论商情和热点，而更有际遇且有学问情结的人则从此干起了全职“办教育”的行当。但试问，自己无法安心于学问却期望引导他人学问，不亦难乎？特别是，一旦稍有名气或者有了一定地位以后就开始到处兼职，但却又没有一项能够真正处理好，真正尽到责任；而每逢遇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总以事情太多推搪。事实上，中国的事往往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在学术界就存在一个明显的帕金森法则现象：本来教师的根本职责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事情非常简单而有规律；但是，现在却非要应付于课题研究、行政检查以及其他琐事，而且还要衍生出种种的人际关系的事情。譬如，一些同仁就往往惊诧笔者何以在短短时间内梳理如许书、撰写如许文稿，仅仅是因为笔者将大多数时间用于此方面而已；而观学术界的“熙熙而来、囊囊而往”的那些名人，实际上拿得出的学术成果真正是非常有限，因为他们把时间配置在其他地方了。
而且，既然总是感到忙累，为何还要兼任如此之多的职务呢？为何又能兼任如此之多的职务呢？特别是，这种兼任对许多学者来说是乐此不疲、多多益善的；不是时常听说，某些教授、博导甚至院士非要争个院长、副校长干干吗？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学术界时下盛行的“赢者通吃”式的社会规则：只要把一件事做得“体面”了，似乎在所有方面也自然都成了权威；结果，几乎所有的教学单位的领导都是当然的“学术带头人”，而每个人都试图去获得这个行政职位。其中，那些本来就是混事的人就热衷于各种关系以谋求行政职位，于是就出现了很明显的“学而不优则仕，而后仕而优则学（变成教授）”，通过杀回马枪而成为学术带头人的；另一些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则主要通过凭借发表一些为流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而名正言顺地成为行政官员，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带头人，这是目前所谓的“学而优则仕”的另一种途径。正因为凭借几篇被主流认可的“规范”文章以后就有了从事行政或“搞”教育的本钱，而有了权力和身份以后，又进一步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譬如，他们借助于行政资源更容易获得学术评估所需要的那些形式上的学术成果，从而又可进一步为学术之途开路。丘成桐先生近日不是抨击说，当今中国盛行着先当了校长再成为院士吗？显然，正是这种自我强化效应造成了当前学术和行政畸形共生的状态。[1]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得自己的成果尽快得到认可，显示自己具有科研以及行政的能力；于是，那些所谓的“学术人”基本上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时都会采取主流化的研究取向。
显然，这也正反映出，他们根本上就缺乏真正的学问精神，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爬升的阶梯；否则，一个真正对学术有稍许兴趣和投入的话，根本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在行政或社会事务中的。事实上，即使那些真正有学术天赋的人，在如今行政导向的体制面前，在纷纭的行政以及各种露脸的事务面前，也断然是做不了多少学问的；所以，韦伯很早就指出，“大学里医学院与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最不适合出任校长，尽管他们具有足够的行政经验——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作已经占据了太多的时间”。然而，即使“为官”之后，他们仍然还可以是教授、还是博导、还是在不断承接各种课题，甚至带的研究生与日俱增；而且，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因而那些带头人们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科研成果反而越多。实际上，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他们名义下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除非他们是超人，但他们果真是超人吗？显然，这是典型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异化的结果，因为作为大学教师，其根本的责任就在于静下心来梳理前人的思想并传授后来者，而不是在外到处兼职或者承接各类项目甚至转包；而作为行政人员，其根本的工作是为学术科研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而不是自己兼任各种学术任务。
然而，正因为这种失范的社会制度，学术研究就成了那些脑子里还深深残留科举思维的人的敲门砖。而且，为了使这块敲门砖更有分量，即使自己不相信的学问还是要做的，即使不感兴趣的课题还是要接的；因此，他们在研究最后往往会给出一个漂亮的结果，那些完全不了解论文完成过程中的种种浆糊倾向的读者就会想当然地相信他们所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在这种赢者通吃的规则下，这些“亦学亦商亦官”的人物更倾向于数量研究，因为这便于学术“合作”，也就有利于他们“剥削”学生“智力”和体力的劳动；同时，学生也热衷于搞所谓的数据分析，并心甘情愿低接受这种“剥削”，因为在导师的“合作”下，那些数量文章更容易在主流专业杂志上发表。君不见，像《经济研究》这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合作的产物，而且都是那些学生与导师或官员合作的数量文章；试想，那些刚毕业甚至还没毕业的学生对社会经济现象了解多少呢？那些整日应付何种人际关系的官员们又有多少能够对理论作系统的梳理呢？但是，竟然是他们的文章充斥了那些所谓的一流杂志，岂不悲哉！
D.米勒曾指出，即使一个人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作出了再大贡献，“但是在承认应得的同时不能损害地位的平等性；退休的将军应当被授予奖章，但不应当得到额外的选票或者享受特殊的医疗照顾”。然而，这种“赢者通吃”规则与无责任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根深的自我强化效应；霍尔瓦特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连着货币……在国家主义社会，职位连着职位”，而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则是学术、职位和货币畸形地共生在一起：学术连着职位，职位连着职位，职位又连着货币，货币连着职位，职位又连着学术。[2]实际上，现在的教育界一方面崇尚专才教育，另一方面，社会上又盛行着畸形的赢者通吃规则，结果，只能是出现大量的东郭先生和自卖自夸的王婆。张曙光几乎在十年前就指出这种恶劣的失范现象：“绝大多数书评仍然是广告式和推销式的，一些重大研究课题的结项验收往往流于形式，很多评奖活动也走了过场，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未能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在严肃的学术评价缺失的同时，官方评价和大众传媒的评价却相当突显和活跃，再加上一些人的炒作，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大有失范之势。一方面是无原则的颂扬和吹捧，另一方面又是一些化约论式的政治批判和冷嘲热讽，学者之间的交往也缺乏应有的伦理原则”。
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规则，原来庄重而严肃的教师头衔被玷污了：不但畅销书作者被视为学者乃至文化大师，各级官员成为学校的座上客；而且，那些暴富者和社会名流的讲座在校园满天飞，那些炒股大王也名正言顺地、理所当然地受聘于高校的教席，为学生大肆讲解他们的心路历程。而且，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大量的青年教师以及研究生们甘愿为那些学科带头人带领下从事“计划学术”、“数字学术”以及“课题学术”的研究，而那些不愿为他人作嫁衣的人则利用自己的三寸之舌到处贩卖经济学教材上的一些教条以兼职挣钱，这就导致了社会上涌现了大量放空炮的“经济学家”，并逐渐结成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对抗。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总是试图驳斥社会大众加在其身上的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罪名”，但其果真清白乎？难道他们忘了自己推崇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性假设：百姓不会永远受蒙骗；其实，他们长期的行为已经暴露了一切，只要稍有社会常识的人也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当然，他们的这种行为也有其很深的意识形态熏陶的基础，因为主流经济学用供求来解释社会现状，并且把供求决定的均衡结果视为合理存在，而供求则体现了社会各界的力量对比；显然，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社会一切事物和制度都是有利于强势者和既得利益集团，而主流经济学家就是从“弱肉强食”的规则来为现状辩护，为那些强势者或既得利益集团竭其所能地谋取私利辩护，而根本不关心社会的本质如何，也根本不管现状是处于何等的异化状态。
相反，很罕见的一些有心做学问的人则成了大学里的边缘群体，没有课题、没有资助，甚至也不受学生的欢迎，茕茕孑立，日落西山。笔者曾经感叹，当今的学生越来越功利了，越来越不愿意学习一些能够提高其素养的东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社会的责任；但退一步又想：教师尚且如此，又如何教学生不功利呢？呜呼，中国知识分子不成为知识分子，中国学术之不成为学术，吾知矣！钱穆曾指出，“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而且，“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儒家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有序、充满正义关怀的时候，儒家伦理也一直强调“在其位尽其事”，充分承担各自应有的社会责任；但是，随着西方权力观的大肆入侵，目前社会中的职位仅仅成为各自获取利益的平台，而其相应的责任却被无情地抛弃了，这不是儒家文化沦丧的直接写照乎？当然，西方社会毕竟还存在各种相应的制衡机制，从而使得权力之害还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而中国却在监督基本缺位的情况下任由权力恣意纵横，溯其根源岂非儒家强调的另一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造成的局面欤！
总之，中国学术之所以会扭曲到如此状态，之所以形成对这种扭曲状态“万马齐喑”的熟视无睹的局面，就在于当前的一系列社会和学术的制度为某些特定的人和团体所主导，以致它并不是关注真正的学术探索，而是利益的瓜分以及由此衍生的形式主义；在这种巨大势力的支配下，即使那些本来抱着求知抱负进入学术界的人，最后发现自己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现实，因而尽管他们对这种学术不认同，但也不得不改变自己而随大流以换取自身利益。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一个一般道理：大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集体如果失去了人们的认同，人们觉得自己无法影响这个集体的发展，甚至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会觉得自己被疏远了；此时，个体也就不再把这个国家、社会、城邦或集体当成自己的国家、社会、城邦或集体，因而也就不再关心它，而是转而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走向极端的自我放任主义。例如，我们知道，早期希腊人的自身利益与其城邦利益是融合在一起的，城邦内是民主的，公民的言论得到尊重和重视，因而希腊人原来非常热衷于城邦的行政管理等活动；但是，随着希腊城邦被占领，希腊人本身成了被征服者，从而也就失去了影响城邦事务的话语权，公民的责任心逐渐降低为单纯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对城邦的忠诚也夕阳西下，人们开始逃避公共生活而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由于就出现了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等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观。同样，从中国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凡专著和动乱时期，犬儒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比较盛行，如以西晋“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黄老玄谈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显然，以此来审视当前的中国社会和学术界，个人的功利主义盛行，金钱拜物教甚嚣尘上，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这也就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认同的纽带被割裂了，社会出了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学术制度出了问题，以至我们的学者已经不再关心学术，因为他们自身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制度。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