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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特区”沦陷录——“程卖光”卖出恶果累累
2001年5月，河南省驻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三昌携巨款潜逃国外。
程三昌的出逃，在漯河这个40多万人口的内陆小城引起强烈震荡，因为程在1999年12月“下海”就职豫港公司之前，曾担任过漯河市的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主政 漯河长达I3年，在这个城市的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都打下了深刻烙印；漯河也是程三昌涉嫌犯罪行为的主要发生地。
随着程三昌东窗事发，他当年在漯河施行“改革之举”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也渐次浮出水面。与个人生活腐化、贪污受贿所造成的损失相比，程当年作为地方首长，在错误思想指导下，于漯河市推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所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它在当地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持续达两三年之久，且至今愈演愈烈，使得当年“开风气之先”的“内陆特区”如今满目疮痍，经济凋敝，难以复振。
“黑箱卖光”
河南省漯河市，原为县级市，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1992年被河南省确定为本省唯一的“内陆特区”。从1996年起，因其在国企产权改革方面“大胆闯禁区”而闻名全国，据说当时全市9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卖掉了。该举措主导者便是当时的市委书记程三昌——从1996年至1999年，仅经程三昌一人之手，就卖掉了漯河市27家国有企业，人送绰号“程卖光”。
应当说，在当时情况下，程三昌具备这种把国企控制权出售给外部投资者，以此促进国企改制的思想，还是有一定勇气和超前意识的。然而在实际操作时，程却撇开了“公开竞价”的阳光政策，而是热衷于黑箱操作，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职工利益屡屡受到侵害。因此，可以说“卖光”思想只是程三昌为达一己私利而披上的合法外衣，是其与不法奸商勾结、私相授受国有资产所涂的一层掩护膜。
港商的“盛宴”
漯河市制药厂、市第二针织厂及威士达皮鞋厂曾是漯河市政府实行国企产权改革的3个试点单位。这3家企业被出售给了同一个投资者——港商肖万得。
漯河市制药厂建于1988年，属国家统计局认定的“中国500家最大医药工业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卖给私营业主的制药厂。该厂1991年投产，建厂资金、流动资金均为银行贷款，计5340万元。漯河市政府将这笔债务全额转移给肖万得，规定5年内由肖还清这笔债务，则制药厂产权归其所有。政府提供的相应条件是：在接到肖打入的第一笔资金后出让制药厂经营权，并为其提供所得税“免二减三”的优惠。
肖万得进厂后，先把厂长撵走，安置自己的亲信陈运东出任“总经理”，其他管理人员留任。工厂正常运转，据说效益也还不错。
“药厂每年产值超过1亿，利润起码1000万元以上，但是赚的钱都没回到厂里。”采访中，职工们纷纷对记者说。
根据协议，肖万得买厂的资金应陆续到位，实际上他只往厂里打过40多万元，“转个账就又走了”。至于银行贷款，“开头一两年还了点，是程三昌让他从工行、建行贷款还的，后来干脆就不再还了。”制药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
那么，市政府为何不催其还债呢？这名干部说：“我们申请100万元的贷款，到厂里只剩80万了——市领导协调贷款，要拿走一部分，银行的领导又拿走一部分；最惨的一次，100万元到俺厂只剩70万了。你说他们敢不敢催着还？可以说，谁要拔出肖万得这根‘萝卜’，带出来的就是一大堆‘泥’……”
这名干部说，肖万得接管制药厂的近5年时间里，“至少弄走了5000万元”，包括2700万的银行贷款、按规定应留在厂里的14项利润提成以及100多万元的职工集资款等，“就连价值七八十万元的原料药，也被肖万得给卖了”。
1999年9月18日，肖万得因涉嫌信用证诈骗，被深圳市福田区警方依法羁押，他在全国各地企业的账户都被查封。漯河制药厂被迫停产，陈运东也跑了。此时，制药厂尚拖欠税款350万元。
这一停就是两年多，市政府一筹莫展。500多名职工多次集体上访，最终从市财政那里争取到了每人每月195元生活费的下岗待遇。
风光卖出，无奈收回
漯河市第二针织厂(以下简称“二针”)的命运还不如制药厂。
“俺厂坏就坏到程三昌手里了——他安排国资局局长苏某某，把这个厂卖给肖万得了。那时候俺厂虽然不景气，可是还‘晃’着呢。肖万得一来，“二针’想立都立不起来了”。“二针”的任副厂长对记者说。
“二针”原为漯河市中型企业，有职工1300名(含退休工人)。1996年7月，经市政府协调，该厂卖给了香港吉雄有限公司，因吉雄的老板叫肖万得，所以“二针”亦改名为“吉雄(漯河)万得制衣有限公司”。
当时“二针”还有价值1000万元左右的成品、半成品库存。3个月后，肖万得开始廉价处理这些产品，并变卖生产设备，“全省最好的行缝机都卖光了，进口袜机卖了7台——这些袜机是13万元1台买的，他1万元1台卖给附近织袜的个体户了，50匹的发电机处理了，十来辆汽车卖完了，后来连门面房也给卖了，总之是能换钱就换钱……”任副厂长说。
“二针”的资产，肖万得共计售得600万元，这笔钱被他悉数装入腰包。协议规定的3年内还清剩余欠款，肖万得分文不还，政府也无人催要。这期间，“二针”职工被肖的代理人陈运东陆续辞退，最后仅剩200余人。同时，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200万元，被辞退职工生活无着。
2000年3月，漯河市政府正式宣布将“二针”收归国有。
“国有企业卖给外商再收回来，这还是中国头一例！”漯河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感慨道。
一名市委干部说：“‘二针’虽然收回了，政府不投资，银行不贷款，职工不上班——实际上也是在等死。”
总之，只要国企资源重新配置的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于政府，只要政府官员的公权运用不受监督，只要国有资产的处置过程仍不透明，则私相授受、损公肥私的情况就随时有可能发生。(《南风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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