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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商”阶层的兴起和大清王朝的覆灭：清朝覆灭启示录之二
德国哥廷根大学 于晓华
历史中的商人
国家统治最重要的两项工具就是：财和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的王朝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央ZF控制着社会财政分配和官员任命。尤其，在唐宋之后，国家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一批精明能干的官僚集团来统治国家。
这个官僚集团的选拔必须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国家对科举考试的设计非常公平，为了防止作弊，设计了非常先进的制度。比如，考试试卷一般要重新找人誊写，如果发现作弊行为，在清朝是“脸上刺字，并发配至烟瘴之地”。严格的科举制度，一方面保证统治集团的流动性，出现所谓“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从而维持了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内容狭隘，限制了其他学科，尤其是科学的发展。比如，清末的留美学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每周末还要集中学习四书五经，以备回国考取功名。这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落后于世界。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大概是统治者害怕商人掌握太多的资源，与ZF对抗，危害国家的统治。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所谓的“士”，由于受到所谓“传统”和“文明”的束缚，对国家统治的伤害是非常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还是维持国家统治不可缺少的工具。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是那些所谓的商人。因为灵活的商人知道：在中国社会，要做大商人，就必须要象吕不韦那些学会政治投机，长期投资，奇货可居。政治投机和资本结合，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政权的伤害是巨大的。 [1]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如果放任商人自由，那会引起社会人口的巨大流动，非常不便于国家的管理；同时，如果金钱变成了社会的最高追求，统治集团的权力崇拜也随之瓦解；最终导致整个农业社会和统治集团的解体。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解释，中国的社会为一个三明治结构，上面一层为官僚精英统治阶层，下面一层为农民阶层，中间通过科举制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他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ZF必须压制商人的发展。一方面，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实行国家垄断经营，限制商人的经济发展势力。比如，从东汉时代起，ZF就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物资的盐和铁实行专卖制度，把它们纳入到国家控制中。另一方面，把商人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压制到最低，使得商人阶层对政治层面的干预降低到最低。地位低下的商人，在获取财富后，通常会让后代读书，以获取功名，提高社会地位。
但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商人阶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商人阶层开始扩大；同时“士”和“商”开始结合，在晚清形成了所谓的“绅商”阶层。这种变革在晚清，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变得更加剧烈，最后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瓦解。
伴随着传统社会解体，过去的150年，商人一直在这个社会中摸索着定位。这个摸索的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
„绅商“阶层的兴起
“绅”原意指古代士大夫用来束腰的大带子，引申为“束绅的人”，即掌握权力的人。“绅商”意思就是指和ZF权力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人。但是，“绅商”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它兴起于晚清。清王朝在19世纪中期，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一次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成功镇压了太偏天国之后，清朝ZF以”中兴四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开明官员，开始思考ZF的未来。他们在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方科技的强大，开始实施“师夷之长技以自强”。ZF开始主动改革开放，积兴办企业，促进经济发展。 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或者“自强运动”。
在洋务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商人开始涌现。结合洋务运动的背景，商人集团主要有两个来源：“买办”和“绅商”。“买办”作为洋人在中国商业的代理人和承包人， 1840年后在通商口岸大规模出现。他们具有有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视野，依靠洋人，是本土商人集团和国际资本主义的集合体。“绅商”集团却是本土商人集团和本土精英官僚的集合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依靠“洋人”和“官僚”，纯粹的商人阶层并没有在中国大规模诞生过。
在19世纪中期，由于大型企业的兴办在中国历史上并无先例，ZF为了鼓励商业发展，主要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形式，来发展“洋务运动”。也就是说，洋务运动中，企业和中国的商人集团不可能离开ZF的控制，只能与ZF结合。这是“绅商阶层”诞生的历史背景。从战国的吕不韦开始，中国的商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绅商阶层”在诞生过程中，主要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所谓“自下而上”是指没有功名商人，投靠ZF或者捐钱获取功名。其代表人物为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依靠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闽浙总督左宗棠，政治投机加操纵市场，在商业上风生水起，可是最后在经济危机和ZF的政治斗争中，被盛宣怀等人整垮，落得身败名裂（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绍胡雪岩的垮台和1883年中国金融危机）。自下而上的“绅商集团”，只懂得“商务”和“洋务”，不懂得“官法”。由于没有科举考试和ZF从政经历，即使捐得顶戴花翎，也会在“士农工商”的社会中被真正的“士绅”集团所歧视，也不懂得ZF内部运作的规律，很难在诡谲风云的晚清政坛常青不倒。
所谓的“自上而下”，是指ZF委派官员兴办企业，或者有功名的官员，依照自己的ZF背景，积极兴办企业。前者的的代表人物为“盛宣怀”，后者的代表人物为“张謇”。这些人“官法，商务和洋务皆通”，能够商场官场常青不倒。
盛宣怀本来只是一个秀才出生，乡试三次而不中，失意仕途，决定学习“有用之学”。在当巡抚的父亲的介绍下，被李鸿章看中，延揽担任重要的经济幕僚，积极兴办各种企业和事业，包括铁路，电报，学校，纱厂等，而成为中国近代亦商亦官，富可敌国的代表人物，为官也升至商务大臣，邮传大臣等。
张謇，江苏南通人，出生贫寒，科举之路亦坎坷异常。16岁考中生员后，江南乡试5次而不中，33岁那年转赴顺天府乡试而中举人。虽然有朝中重臣翁同龢等提拔，历4次会试而不中，终于1894年以41岁高龄中状元。后恰逢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翁同龢失势，又逢父亲去世，于是寻例回乡守制。从而决于仕途，而专心发展实业，以振兴中国经济。
这些“自上而下”诞生的“绅商阶层”，既有传统社会的考试功名，又有ZF的经历，懂得ZF的内部运作规律和良好的人脉关系，所以能够常青不倒。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在晚清能够影响中国命运的正是这些“自上而下”的“绅商阶层”。
这些绅商阶层，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经历过科举考试，怀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赚钱不忘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在发达之余，都大力兴办学校，水利，福利等社会公益项目，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美誉”和“利润”的双丰收。
“绅商”和ZF的复杂关系
晚清，由于大量的官员和士绅开始经商，客观上讲这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使得商人在晚清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2] 。宏观上，也促使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从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国家的财政能力。1903 年4 月22 日，清朝ZF在宣布成立商部时，上谕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这表明了清王朝对商业地位的重新认可。
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讲，迅速变化的社会潮流，促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不断解体。清王朝正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上。晚晴ZF虽然极力追赶这种社会变化的潮流，在晚清最后20年不到的时间里，出台了一些列社会改良的政策，比如废除科举制度，积极推进君主立宪制度等，但是还是落在历史潮流的后面，导致了大清朝的灭亡。
ZF目标为公共利益；商业目标私人利益。这两者之间本身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从微观上讲，当中国的官员和商人结合的时候，ZF和商业的分界线变的模糊。第一，商人讲求“实用主义”和“赚钱为目的”，和ZF“政权维护”的首要目标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矛盾冲突。第二，“绅商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分界线发生模糊，国库通私库现象多有发生；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商人首先想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能置政权于不顾。
商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多为“实用主义”，能赚钱的就是好的，多支持改良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存在一定距离。商人主要是要保证自己的盈利环境，所以他们在发生革命前多反对革命，不希望革命对自己利益发生伤害；而在革命成功后，多支持革命，希望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看上去是一种投机，这其实正是商人的本质。
以张謇为例，它在辛亥革命前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后，他又迅速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邀担任民国ZF的实业总长。据说，清帝的逊位诏书亦为其草拟。不过，张謇在日记里记载和孙中山初次见面谈话时，亦指出孙说话不着边际。孙中山一再强调“革命容易”，而张看到的是“建设艰难”。这也看到了商人和革命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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