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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10日，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于严重资不抵债，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当年1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广信”及其全资4家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境内外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裁定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由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与此前发生的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案例不同的是，‘‘广信”破产是中国首家金融机构破产案，是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首例通过人民法院宣布破产后进人退出程序的，它打破了我国金融机构不能破产的神话。 ．
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1980年7月经广东省人民ZF批准建立的企业，1983年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接着在1989年又被国家主管机关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并被称为广东省人民ZF的“窗口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期，“广信”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逐渐从单一经营信托业务，发展成为以金融和实业投资为主的企业集团，在广东的投资曾有3000多项，经营规模在中国信托业中居第二位，成为广东省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是，长期以来“广信”经营管理极其混乱，存在大量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借、乱投资等违规经营行为，致使不能支付巨额到期债务，严重资不抵债。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广信”进行关闭处理，经过三个月的清算，初步查明“广信”的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资不抵债达146．9亿元。鉴于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1999年1月，“广信，，及其全资深圳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和广信企业发展公司等4家公司分别向广东省高院、深圳市中院和广州市中院提出破产申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省ZF有关部门成立破产清算组，负责对该国投的破产清算工作。清算组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负责破产清算工作中的具体事务，包括对破产企业财产的接管、财务清理、对外债权追索、申报债权登记确认、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的制定以及其他与保护债权人利益相关的事务。为了保证破产清算工作的顺利进行，法院与破产清算组、各中介机构经过研究、协商，明确了各自的分工和责任：法院负责依法裁判，保证程序合法，处理正确；清算组对清算工作负责，向法院报告工作，接受法院监督，并对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决定的各项事务享有充分的审查权、监督权和否决权：中介机构具体负责破产清算工作中的财会、法律、评估等专业事务。“广信”开了我国运用破产方式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先例，也给中外债权人和社会公众上了“风险教育”这一课。
【案例评析】
根据国际惯例和经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般由金融机构的市场准人监管、业务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三部分构成。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监管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一度缺少市场退出监管这一重要环节。由于这一缺陷的存在，金融机构往往只有“生”，没有“死”，难免会造成市场纪律松懈，出现·-道德风险”，导致一部分金融机构对监管当局的监管置若罔闻，搞违规经营甚至恶意经营，使金融业无序运行。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方式主要有接管、关闭、兼并收购、破产清算等。接管方式实际上只是一种“准退出”，是金融监管当局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采取的行政性挽救措施，通常由金融监管当局、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或专门组建的机构来充当接管人，对被接管机构的经营管理、组织结构进行必要调整，使其尽可能恢复正常经营能力。采用这种方式的益处主要有：(1)对陷入信用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最后挽救，有使其“起死回生”的可能；(2)接管金融机构的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变，原有借款人不会因后续资金不到位而遭受损失；(3)即使该金融机构最终仍退出市场，但因经历了接管这一过渡期， 对社会的震动将大大减弱。行政关闭方式实质上是一种ZF干预并承担损失的方式。这种处理方式的最大好处在于行政手段当机立断，避免了拖延时间所带来的更大损失。然而其付出的成本也是明显的：(1)损失的最终承担者是ZF，不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2)行政命令使用过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政策的连续性和权威性。
收购兼并方式是指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购买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权或与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合并在一起。这种退出方式备受各国推崇，其优点比较明显：(1)原有的债权债务由购并方承接，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从而稳定了金融秩序；(2)购并后可向被购并金融机构的原借款人继续提供融资服务，避免了更大的社会经济损失；(3)购并方能以较低廉的代价获得被购并金融机构的一些重要资源，如客户关系、营销网络以及在某些特定领域的经营权等。购并方式所需付出的成本主要是被购并机构往往存在资产流动性差、财务状况恶化等问题，其他机构将其购并后可能会使其自身的经营效率有所F降等。而破产清算方式即是指按照法定的破产程序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债权债务的清算与处理。金融机构通过破产清算方式退出市场对社会的震动较大，所付出的成本主要包括：(1)相当一部分债权人会遭受损失，其波及效应会使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心下降；(2)对倒闭金融机构进行清理、财产拍卖需要耗费大量成本；(3)使从该金融机构借款的企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借贷市场中的借贷关系是通过长期往来而形成的，许多企业会可能因找不到可替代的新的业务往来金融机构而连锁破产。尽管破产清算所付出的成本较大，但其最大的收益是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对于增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调整金融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
“广信事件”之所以引起强烈震动，是因为ZF在这一事件上没有采取以往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方法，而是让其申请破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引入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但在“广信事件”之前，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制度安排上，主要依靠ZF全权干预处理，未能按照市场化原则来处理，不仅使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难以实现初衷，而且使ZF付出的成本较高。而且，ZF全面接管与直接干预，没有较好地体现损失分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助长金融机构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如对“中银信托”的处理上，尽管“中银信托”的实际财务状况是资不抵债，原股东的原始投资额已丧失殆尽，但在收购协议执行过程中，“中银信托”的股东仍按照1：1的比例从收购方得到了偿付或者按照同意比例转换为对收购方的股权。
西方国家处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时，比较注重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与搭配使用，并且以市场手段为主。在处置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时，其着眼点是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防止出现系统风险为首要目标。在此前提下对各种处置方式的综合成本以及公平性等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有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影响力、施救成本、出问题的原因、机构的规模、风险严重程度、购并难度等进行具体权衡，并因地因时因对象不同而相机选择。实践证明，基于市场的处理方式通常效率最高，ZF承担的损失也最小。一方面，基于市场的处理方式有利于有效化解金融风险。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性行业，经营状况恶化的金融机构如果不及时被淘汰，其结果不仅是保护落后、降低效率，更严重的是，它会导致风险的不断蔓延和累积，最终可能引致危机的发生。将现有的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金融机构毫不犹豫地淘汰出局，能最大限度地消除风险和防范新的风险产生。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的处理方式也有助于警示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形成一种健康的金融运行氛围。对问题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等市场化退出方式将使社会公众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业也有风险，从而给公众以谨慎选择金融机构的压力，给金融机构以稳健经营的压力，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富于竞争的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
对“广东国投’’依法实施破产，符合市场化原则和法制化原则，表明了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ZF不再对国有金融机构承担无限责任，也是中国按国际惯例办事的一种体现。我国今后应积极创造条件来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处理手段，尊重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规律，逐步减少ZF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的直接干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采取破产方式处置一个具有境内外债务的金融机构，客观上使我国企业的国际信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定时期内产生了融资难度加大、成本升高等现象。对于此方面的不利影响，也应适当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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