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谁主沉浮——近代中国中外银行业的激情碰撞
文/宋佩玉
在中国金融界，外资势力与中资机构狭路相逢、争夺金融市场主角已非鲜闻，其历史最早或可追溯至清末。由于实力悬殊，早期的中资机构都须仰外资鼻息才得生存。然而1920年～1937年间，由于华资银行业整体壮大，间接带动了保险等行业的发展，使得民族金融业面貌为之一新，首次在长期为外资雄踞的金融领域中获得应有席位。而此时华资银行与外商银行间业务的竞争与协作，集中体现了中外金融的实力消长，及彼此在矛盾中共存的关系。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辟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为商埠。随着中外贸易日趋繁盛，外商银行陆续进入中国。最早设立的英商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1847年（另一说为1950年）率先抢滩上海。进入1860年代，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以英资银行为主导，在随后的60年时间里，法、日、德、美、俄、比、荷等国纷纷在华设立分行。20世纪初，已有15家外商银行在中国营业。
外商银行在华设立地点，多为商业繁盛之区， 这些银行于各国在华重要据点设立分支行，使之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网，以便进行汇兑交易。因为兼具以上特点，外商银行逐渐取代洋行，成为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上最为主要的力量。
喧宾夺主——外商银行操纵中国金融命脉
在华外商银行从设立之始，即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享有中国独立债权主地位，操纵中国金融的实权。雄厚的资金、本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其在华经营中获得巨额利润。近代外商银行在华霸主地位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控制进出口贸易，垄断国际汇兑
一般而言，为满足国际汇兑的需要，各国均设有国际汇兑银行，以免他国银行操纵汇价，然而，在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却喧宾夺主，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
在外商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当时外商洋行大多集中于上海，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通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2/3，在整个汇丰系统所运用的资金总额中占有重要地位，1935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一直由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
汇丰银行还在国际兑换业务中，利用金银比价涨落的差价谋利。汇丰银行通过操纵这些雄厚的资金，利用旧中国币制混乱、银两银元并用等弊端，及时换算，收取巨额兑换利润。
其他外商银行如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正金等家，虽各有挂牌，不过相较汇丰而言，对外汇市场影响较小。外商银行垄断外汇，操纵汇价，不仅有力地支持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资本输入，而且还从汇价变动中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掠夺。
■操纵中国金融市场
外商银行不仅垄断中国对外国际汇兑，对中国金融市场也进行了控制。首先，外商银行在中国开展存、放、汇等银行业务，并发行纸币。
由于外债借贷与赔款经收的缘故，中国关税和盐税均存于外商银行，尤以存储汇丰银行为最多。中国金融界损失了调剂资金，外商银行则借此增加了实力，从而操纵中国金融市场。
除了大额款项的存储，外商银行将触角也伸向了中小储户，其手段就是开办储蓄业务。由于外商银行得到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资金雄厚、准备充分，加上在租界不受战乱波及，不受政事影响，因而营业稳定、信用较高
各外商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为外国在华企业，有时，中国企业也能得到其贷款资助。此外，外商银行还通过拆票的方式放款给钱庄，将钱庄置于其控制之下，通过钱庄这一桥梁，将自己的势力深入到中国农村。
由于外商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未得到其同意，有关金融方面的改革单靠中国金融界与财政当局，均无法进行。1933年，国民政府为“废两改元”所组织的审查新币委员会中，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华比、德华、荷兰、沙逊等银行都派出了经理担任委员之职。
外商银行控制中国财政和金融，后果极为严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他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此说并不过分。
此消彼长——华资银行参与市场分割
1920、1930年代，外商银行的势力仍在继续缓慢的发展之中。不过，此时的中国金融格局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华资银行以相当大的势头兴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几年，被称为华资银行的“黄金时期”。随着国家银行体系的最终完成，外商银行独步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遭到了挑战。
■中国国家金融体系逐渐完成
在经历了一战的蓬勃发展之后，1925年发生的“五卅”爱国运动给华资银行的发展再次带来良机。此时外商银行吸收的华人存款被大量提走，库存现金不够付现，所发行的钞票被拒用，一度陷入颇为窘迫的境地，相对应的是华资银行的存款大幅度增加。随着业务的发展，资金实力的增加，华资银行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近代银行经营意识和实践经验的经理人如张嘉璈、李铭、陈光甫、钱新之等，在事业的成功中崭露头角。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在其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其财政金融政策基本上是有利于近代银行发展的。政府一方面加强了金融垄断，迅速建立起“四行二局一库”的金融信用体系，另一方面，兼并了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家发行准备不足的老牌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并将整个钱庄业置于严格的监督管理之下。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得1920、1930年代的中国银行业处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
■关、盐税转存中央银行
外商银行的业务与其极盛时期相比，也有所减色。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回复关税自由”，自此中国开展了“关税自主”运动。1928年7月，中美签订“关税新约”，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 1929年2月1日起，中国名义上实现了关税自主，数次增加进口税率。1930年初，因金贵银贱，中国镑亏严重，国民政府于2月1日起将海关进口税改为海关金单位计算。海关金单位的实行，使国民政府避免了金贵银贱的损失，增加了财政收入。原来由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盐税亦大部分转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保管。
■华资银行要求分润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完全由外商所操纵，新生的华资银行要想涉及国际贸易、国际借贷和国际汇兑等领域，经常受到外商银行的歧视性待遇。华资银行企图改变这一局面，首个经营外汇业务是中孚银行，该行在1921年时已与国外17个城市通汇。后执华资国际汇兑业务牛耳的中国银行，其外汇业务则是于1915年从上海分行开始的。
1917年～1918年，因为华资银行根基已较稳固，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洋商和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各种业务，包括国际汇兑业务在内，都曾经一度衰退，华资银行经营国际汇兑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陆续设立国外汇兑部，并且亦有专营国际汇兑的银行设立。1923年～1927年，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前为止，经营外汇的华资银行不仅增多，而且其经营业务，亦以转入押汇、信用证书等为主。
上海华资银行外汇业务的扩展，使之要求分享外汇市场利润的愿望逐渐强烈起来。外商银行为了维护其在外汇业务的固有垄断地位，先是拒绝华资银行加入国外汇兑银行公会，继而妥协为成立联合组织。
自1934年9月11日起，中央银行每日将关金英汇等行市提早于每日晨9时开出。因为较汇丰早半小时，逐渐成为汇市的标准之一。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收回外汇行市的挂牌权，藉此，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控制力得以增强。
同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中央银行筹资4000万元，中国、交通两行分别筹集4000万元与2000万元，合计1亿元作为基金，组织外汇平市委员会。该会的成立，起到了平衡汇市的作用，因此每日中央银行买进卖出，为外汇经营者所重视。这一措施也是政府管理外汇的初步成果，开平准外汇之先河。
虽然外商银行仍然在上海汇市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仍然是上海外汇市场的实际控制者，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挂牌牌价始终是中国实际有效的汇率，国民政府对汇市稳定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外商银行的合作，但不能否认的是：华资银行逐渐在外汇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1935年法币改革后，外汇的各项业务包括外汇挂牌在内，都已经开始由国家银行控制，以汇兑为主的外商银行业务则一落千丈。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1937年4月23日给伦敦总行的信中道出了其中窘境，他写道：“这里的外汇市场控制权已经全部从外商银行转归各中国银行掌握，他们现在能同伦敦、纽约两地的各大银行直接发生资金往来，无需再依靠所谓的外汇银行……因而，我们已不再能在汇兑上取得巨大利润。”
麦加利所遭遇的困难，在其他外商银行身上亦有所体现，但是这并不表示外商银行在上海外汇市场的地位遭到全面挑战。由于租界的存在，外商银行势力雄厚，严格的外汇管理政策不易实施。
■华资银行钞票开始盛行
因为华资银行蓬勃发展，对于一切业务无时不在改进，外商银行自然受到相当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上海当时流通的纸币来加以说明。以前通用的，几乎全部为外商银行所发行，华资银行如中国通商、中交等钞票，虽在上海有流通，但信用反不如外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到1930年代初，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大部分都是华资银行所发行的了，而外商银行的纸币则绝无仅有。据统计，在1935年币制改革时，外商银行纸币在上海流通300万元，天津流通150万元，合计450万元，仅占当时总发行额的15‰。这表明了华资银行的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商银行势力的减缩。
此时的华资银行无疑已成“一方诸侯”，与外商银行和钱庄成鼎足之势。当然，所谓鼎足，不是绝对平均，在许多方面，外商银行的优势仍是明显的。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