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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 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真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吗？ 周其仁 2011年7月25日修订于北大朗润园 和几位同事同学一起关注成都的改革试验，不知不觉已经四年。除了实地调查，直接访问当地有关部门、乡镇、外来公司和本地农户，我们还阅读有关成都改革的报道和评论，了解对成都做法的各种批评与赞扬，以求在横看与侧看之间，识得庐山真面目。 去年秋天的一次调查中，当地朋友提及一本专门批判成都模式的书，问是否看过？被问住了，还真没有看过。回北京后，同学从网上购得几本，在课题组内传看。我拿到的时候，看书名是《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贺雪峰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似乎并没有专批成都呀？翻开目录，在第六章的名下，才看到“成都模式批判”几个大字。那就读一读吧。 作者开门见山，“表达了对成都实验的不同看法”——如此直率的风格，节约读者的时间和精力，让人喜欢。接着读下去，是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对于大城市大农村的成都市来说，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以扩大市场化程度为手段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也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对全国农村并不具有借鉴意义。成都实验应该立足成都特点，不需要考虑全国的情况。我甚至认为，成都实验明显存在乌托邦情绪，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第266页） 不知道其他读者怎样看，我觉得这段引文的文理不通：第一句说成都实验可能成功，但对全国意义不大；第二句说成都无须考虑全国情况；第三句又说成都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作者到底要说什么呢？ 不去管他吧。现在有的学术著作，也许就不是让读者能够读明白的。于是转到另一项查询，这长达54页、对成都改革试验充满批判性结论和断语的批判章节，究竟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 翻来翻去，据作者自己的交代，他只在“应邀”参观考察了成都的三个典型村子以后，才写出这部大批判来的。受谁之邀呢？成都市委。什么时间去的？搞不准确，因为该书第265页上说是“2009年国庆前”，可本章的附录一又标明，作者“应邀参观了成都三个村庄”之后写出的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发表日期却又是“2008年按12月4日”（第310页）。参观的是哪三个村子？作者从不提起。参观考察的时间多长？没有交代。参观过程中访问过谁、与谁有过交谈？不见记录。反正翻遍本章，作者对成都模式的全部批判，居然就没有一个论据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调查、参观甚至走马看花！ 他是在写成都游记吗？——据说写游记有个规律，那就是游客刚到一个新去处，新鲜刺激、浮想联翩，立马可写一本大书；可是住久了，真正对当地有所了解之后，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问题是，贺教授的这本书不是一篇游记，而是对成都改革掷地有声的大批判，事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国计民生大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缺点。批判成都改革实验，用的帽子那么大，下得断语那么绝（例如，“表现出这种对土地制度无穷想象的集体狂躁症的典型，是成都近年来的‘土改’”（第5页）多少总要拿出点根据来吧？个人署名的专著，整整一章之中，居然没有用一条下过功夫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怎么交代得过去呢？更一般地说，既然叫社会科学，总要尽力满足科学活动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说、再以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加以验证。马马虎虎的“游记”，不要说文理不通，即便文采飞扬，怕也与科学无缘。七年前我为文痛批“郎旋风”，四年前又批某位“医改专家”不合格的“宿迁医改调查报告”，观点不同还在其次，主要就是对方法论上不可容忍的倾向，表示一点寸步不让。 在本书封底，赫然印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张路雄先生为本书写下的推荐语：“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厚的对农村、农民的了解，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具体分析农民中的那部分（拟应为‘哪部分’——周注）人对各种政策的不同态度，以及各种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具体变化与效果。” 认识张路雄多年，有不同意见也算老朋友了。我倒想问问路雄兄，大笔一挥写下广告词之际，读过这本书没有啊？ 推荐者们是不是以为，贺雪峰教授有长期在国内其他地区农村从事调查的丰富经验，即便没有对成都农村的直接观察，仅凭浮光掠影的观感和二手报道，也有本事对成都的改革实验得出可靠判断。要说明，我没有读过贺教授基于其他地区农村调查研究的作品，因此也没有资格评判他的学术水平。我只是认为，对其他地区的农村了解得再多，也不能保证他就有了草草看三几个村子就对“成都模式”痛下判决的把握。 有书为证。贺批成都的这一章，共分五节。第一节概述成都土地改革，但还没有把成都从江浙沿海学回来的“三个集中”（即集中）的做法介绍清楚，批判的火力就转向“地方官员上了经济学家的当”。第二、三节分别描述成都建设用地与农地制度的运作，算是本章的实证部分，但一律以大部分篇幅原文抄录有关新闻报道，然后加上作者的批语，无非对肯定的报道告说错、错、错——常用断语是“根本不可能的”。对负面的报道呢？那一定是不出作者所料。最后两小节，则是对成渝改革实验的判决。 一边读，一边不免好奇。怎么连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楚，贺教授的是非判断就劈头盖脑落成白字黑字了？他到底受的是哪一门的训练，可以如此毫无心理障碍地在单薄得不能再单薄的事实的地基上，迅速盖出这么一座挂满批判幔帐、极其唬人的“大楼”的？ 耐心翻找，发现在我们这位成都模式的批判者手里，还真的执有那么一把“利剑”。容我代为展示一下。先看作者怎样批判成都建设用地的运作。开头照例抄录一则新闻报道，内容是温江区部分进城农民“放弃”宅基地，然后通过置换这部分建设用地，换得在城镇的住宅、社保或现金的故事。然后，作者挥剑上场：“为什么被置换出来的集体土地就一定可以‘每亩至少拍到100万元以上’？谁来买？”“成都市长说要将4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换出100万亩的非农耕地”，（如果）“100万亩置换出来的宅基地全部建成小产权房，…至少可以住上5000万人口，接近一个四川省的人口总数”；“也因此，每亩被置换出来的宅基地怎么可以拍出百万以上的高价？”显然，成都搞的这套，“真可以说是异想天开”！（第281页） 再看本章怎样批判成都农用地的运作。这大概是作者自觉更为熟悉的领域，所以一口气抄录了5则有关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和“老板下乡”的长篇报道，然后只用了一句话就给予了断：“我们可以想见到目前成都市大力推进的土地流转所形成的规模经营若全部种起高效益经济作物产生的可怕后果”。（第296页） 以上两大板斧，用的原来是同一个逻辑。这就是，小部分土地（或其产出）进入市场，固然可卖出个大价钱，但只要允许更多的土地（或其产出）入市，它们就将变得一钱不值。正是基于这把利剑，贺教授判定，“成都模式是错误地理解土地性质，不懂总量概念，误判中国当前工业与农业发展形势而推出的激进实验，成都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第298页）。 让我们来推敲一番。给定需求总量，任何资源、资产、商品和服务，投入市场的数量越多，其平均价格就越低。这是市场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叫规律、叫常识都可以。但是，商品价格从来就不是自动变平的。恰恰是少量商品在供不应求下的相对价格飙升，发出资源动员的信号，并“指引”更多的资源向这个尚未满足需要的方向投入，才开启商品价格变平的进程。随着更多供给的涌入，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商品价格变平，资源才转向满足人类的其他需求。这就是说，均价变平是“市场过程”的结果。 贺教授的“总量概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只需把全部成都的建设用地、农地除以总人口，就轻轻松松算出了成都土地“最后的均价”。毫不夸张，他也一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算出四川省、西部地区、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土地的“最后均价”。站在这样绝对的制高点看世界，芸芸众生竞争一切高于“最后均价”的机会，当然统统都是无谓之举，都是多余的、错误的、“不可能成功的”。 读来读去，我终于明白这差不多是一套让世界死寂过去的“逻辑”。想想看呀，有这样的思维当道，世间哪里还有什么经济活动？种地的农民一旦想到“假如全人类都种地”的可怕后果，那还不悲从中来，绝望得怕是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啦？种经济作物不成，种粮食也不成，因为“假如全人类都种粮”——固然比“全人类都种经济作物”略胜一筹，因为需求量大——平均谷价最后还不是会贱到根本不值得一种的地步？同理，工人不屑于做工，商人也不屑于经商，因为“假如全人类一起做”，这些活动就一点经济意义也没有。甚至像贺教授与我所从事的教书行当，怕也不没有存在的理由——“假如全人类都教书”，咱这点可怜的学问谁要呀？ 幸亏真实世界里的人“不懂”、也不接受这套“死寂逻辑”。人类总会冒出新需求，所以市场上总有供不应求的新机会。某些商品、资产的相对价格因此上升，也带来新的收入。不管是先知先觉、深思熟虑、误打误撞、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总有先行者抓住机遇，先赚到超额收入和超额利润，并因此激发更多的后续供给。在市场过程的展开之际，没有人能完全知道下一步——更不要说“最后的”——“均衡”状况，所以人们要争先、要冒险，也会预估、战略、策划，而其间难免发生形形色色的错误。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逼人学习，大家努力趋利避害、趋福避祸。直到更多的资源被动员起来满足了新需求，达成价格变平、“平均利润为零”的新均衡，市场中人才会消停下来，并开始捕捉下一个机会。这就是经济，这就是市场。反正“万物霜天竞自由”，比贺教授的“死寂世界”有意思多了。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舜尧的。择要而言，信息费用、知识、以及缺乏对普遍权利的制度保障，是妨碍更多的人分享市场新机会的三个主要障碍。这也是市场经济总伴有收入差别的一个原因。不过经验地看，法律保障下争取市场机会的权利越普遍，竞争的秩序越可预期，分享市场机会的人就越多，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越快。在这个意义上，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通过满足别人的需求来使自己致富的市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批判者对此不屑一顾。按照他的逻辑，既然在走向“最后均价”的路途上，一切竞争相对高价机会的行为统统没有意义，那么为此种竞争确立更普遍权利的努力，也同样统统没有意义。看在我们的批判者的眼里，成都改革试验“还权赋能”那一套，无非是“脱离生产力”的纯生产关系变革，无非是“新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第298页）。这位以新潮“三农专家”冠名的教授也许不知道，当下中国农民的住宅算完全的私产、但盖于其上的宅基地却是高度被行政权力管制、不可自由转让的“集体土地”，这种举世罕见的“房、地分离”的制度安排，恰恰是当年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的产物。“还权赋能”，正是要把农民房屋和宅基地的制度安排，回落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去，怎么可以因为自己对此缺乏起码的历史了解，就倒打一耙，反而给成都的改革，扣上一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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