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异地高考，每次说起这个话题，下一句必然是 “凭什么北上广 要有便宜”？这个逻辑很像很多年前，都是过日子，凭什么你吃肉，我喝汤？
答案是 吃他娘 干他娘 闯王来了不纳粮。。。。
北上广在高等教育上的资源优势，无非是因为，投入多，管理好。就像家家户户过日子，有的买彩电，有的买冰箱，但现在北上广买了大冰箱，有人说，我们家人口多，东西多，凭什么你家冰箱宽敞。。。。这样下去，还有人会买冰箱么？
有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公地悲剧”
读初中时候，常常奇怪三件事，就是“为什么办农民公社搞大食堂导致了大饥荒”，“为什么计划指令经济不可行”,“为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遗憾”。这些事情，在实施的当时看来并非荒谬，也不是简单的异想天开，但确确实实是不可行。而“异地高考”其出于教育平权的正当性，粗粗一看确实应当，但细细思索，发现当前情况下却还不可行。
首先，“异地高考”是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的负激励。前日，和一个来自山东的朋友闲聊，讲到他当时高考之难。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无非山东的学生多，而大学少，特别是好的大学少。而那些高考的高分省市如河南、黑龙江、湖北等也无非大多是这样。但是，其实知道改革开放前，这些省份的大学如山大、武大、哈工大水平相比上海的一些高校并不低，为什么渐渐落后了呢？
有个数字或许可以解释，上海2012年高考考生是5.5万，山东是50万。但是地方财政的教育支出呢？上海是700个亿，山东是800个亿。高等教育 上海是170多亿，山东只有上海三分之二。山东不穷，经济总量还比上海大，但是上海财政给每个学生多投了10倍的钱。（写到这里，真是为上海感到自豪的） 有投入，自然要回报，全世界来看州立（省立）大学招生比例自然是在本地最高的。因为不是如此，你没法说服公众把有限的资源从安居、医疗、养老、市政建设等方面挪移到教育上去。要提高教育投入，必须如此才能激励和目标相融。再打个比方，就好象每户人家过日子，有的吃的好些，有的吃的差些，但是如果规定吃得差的可以到吃得好的人家去吃，估计就没人愿意做饭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光靠本地生源，不可能办好大学。所以上海每年输入的学生，远比上海考到外地的为多。上面提到的170多亿教育投入有很多使用在外地 来上海读书的学生身上，按《统计年鉴》2011年上海高校招生14.11万，但当年所有高校在沪招生（包括外地高校）不过5.28万，净输入约9万人，三分之二的投入是用在外地生源之上（比例甚至会更高，因为越是投入高的重点院校外地生源比例越高）。如果真的出现了谁也不愿意投入，谁也不愿意“做饭”的困 局，恐怕受影响更大的还应该是外地生源。
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地政府其实都在顺应民众的要求逐年提高高等教育投入，可是在发现有“便车”可搭的情况下，减少教育投入呢？而这样的减少，会不会扩散呢？也是让人忧虑的问题。
好的制度是目标与激励相容，当年办大食堂觉得消除了“贫富差距”但事实是人人贫困，搞了“联产承包”却是“共同富裕”的道路，高等教育也是如此。
其次，“异地高考”无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另外一个说法是，异地高考后，会提高入学学生的平均分数，有助于教育的提高，看起来也很有道理，就像早年的课本上说我们的计划经济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牛奶倒海里”事情一样。
高等教育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蛮复杂的，不仅和投入的总量有关，还和具体的投入方向有关。科研和学科的设置，不仅要适应学生水平、老师的能力，还和当地的人员需求和要素禀赋有关，。比如，一流大学搞通识教育，但我这种身心愚钝的，你让我20岁不到去接受通识“博雅教育”估计那些原著是读不清楚的，事倍功 半而已，所以必须广泛接受一流生源。而要在内蒙古研究海洋工程、在广东研究极地气候也是一样道理。一个学校他的目标是培养“大师”还是“工程师”，是培养 “应用型人才”还是“通用型人才”，是法学样招生多些还是商学院招生多些，同样是电子专业是为生产导向还是设计导向，这些具体的问题多种多样，实在不该“计划指令”的。大学的管理最好自主，最好资金来源和调配还是贴近为好。
所以，办大学还真不能让教育部一家直接管，这比让当年国家计委直接管整个国民经济还困难，大学要的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各尽其能，充分竞争，这样才能搞活，才能搞好
如果回到高校教育改革前，搞教育部搞“统购统销”，前面说过投入积极性不高外，怕是管理效率和质量不会太高。而至于生源问题，怕也不是一个高考总分能够涵盖的，只要给高校放权，高校自己会考虑的。君不见，每年高校在各地的“生源大战”？
其实，不光是高等教育，整个教育都是如此。其实，山东、湖北等地，虽然在高等教育上不是很强，但是中学教育却是很有比较优势的。经常看到有当地“超级中学”的报道，可见当地教育部门也是有意的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做好中学教育，输送比较好的生源，而充分利用北京、上海等地高等教育的优势，做到资源互补的“双赢”。真正“异地高考”后，北京、上海减少高等教育投入，转而强化中学应试教育（民众肯定有这样的要求），恐怕是双输的局面。
最后，“异地高考”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异地高考”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异地高考”？真正的农家子弟？弱势群体？恐怕不会。
袁贵仁部长曾表示，异地高考需要满足5个条件，并且家长和学生都要符合条件，家长的基本条件是在流入地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并且要交纳各种保险，尽管父母不是户籍人口，但需要是当地的常住人口；学生本人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学籍和一定时间的学习经历。“异地高考”真正实行，恐怕只是给生源输出地的社会上层人士多一个“选择”而已。而什么人会因此受损，其实对输入地的社会上层人士影响不大，他们有出国留学等等选择，受损害的只是输入地的中低阶层而已，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甚至在主流媒体上没什么话语权，只能默默承受。
“异地高考”的结果之一，就是“智力资源”，“财富资源”向北上广等大城市集聚，社会底层不断沉沦，而真正需要关注的，得不到关注，“无从选择”的受到损害，社会分层固化，社会层次流动减少，这其实是拉大了社会的不公平，加大了潜在的矛盾。
再从另一个角度说，“异地高考”其实是扩大了地区差距。那些有能力选择“异地高考”的人，其实是输出地用有限的资源培育的人，应该是“回报桑梓”承担 其所输出地区社会改善的人，促进教育资源投入的人，起到社会改良作用的人。而他们的缺席，也使输出地的持续改善会受到影响。古代科举甚至也规定，即使为官经商在外，科举也是要回到原籍去考，未尝没有这样的思考。
顺便说下，现在“异地高考”鼓噪闹事的，不知道是什么心态，仿佛就是全世界都欠他们似的，真正弱势的城市底层居民和在原籍求学的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 数”。利益被侵害，而无法发言。。。。。某些公知，不知也是出于什么心态，在没有经过思考（我就当他们是没有思考吧），就大声发言，舆论误导。。。
写到这里，感觉还是有很多话说。其实我就是在外地上的大学，平时接触的，新上海人没准还多于土生土长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我们有共同对这个城市的感恩和对文化认同，感谢她提供的平台，享受和这个城市共同成长的快乐。确实，外滩的霓虹，滨江的豪宅，博物馆的珍藏，西郊的绿荫，其实和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也会珍惜它，守护它，并为它而自豪。而不是相反，见不得别人的好，感觉“我的不好，都是别人欠我的”，感觉‘我要是没有，别人最好也不能有’，这样的心态，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同样，如果是义务教育不能保证，我一定会为这对父母鼓与呼，如果是基本生存有问题，我也一定会。但这其实不是，既然来到这个城市，请遵守规则和程序。这个城市有国内领先的行政管理和法治精神。
另外，要说的是我赞同先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按学生素质招生，而减少考虑生源地政策。事实上我们的城市也是这么做的，两校的本科外地生源占到2/3以上，研究生更是3/4以上。请记得上海为这2所学校提供的不止是超过一半的经费，还有几乎全部的配套和土地指标。。。。
还要在说一遍的是，关键这是一个激励不相容政策，就像我做不好饭，就可以去人家家吃饭。最终导致没人愿意做饭。如果这个这个逻辑能成立，根本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还吃“人民公社大食堂”呢
最后，我要说，我为我们的城市而骄傲。我们这个城市不仅有着占gdp比例最高的高等教育投入，还在建国后把原来落后的复旦和交大变成了全国3.4名的高校（复旦在改革开放前综合实力还在山大，武大之后，交大的精华更是都去了西安）。豪无愧色的可以说，这座城市从无到有，筚路蓝缕，靠得是几代上海人共同的努力，上海对全国是有不可替代贡献的！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