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译者序
如果以丹尼尔·卡尼曼与阿默斯·特沃斯基的经典论文发表算起,行为经济学在其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已经前行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大量优秀的行为经济学著述得以涌现,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囊括了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博弈论到金融学、管理学各分支等广阔空间,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的历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至少有四位可被视为行为经济学家,他们是乔治·亚瑟·阿克劳夫、丹尼尔·卡尼曼、托马斯·谢林以及彼得·戴蒙德。
然而,与行为经济学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的是,直至近年以来仍未出现一本较为成熟的行为经济学教材,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快速的扩展、调整和构造期;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的影响是如此之深入,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和评判准则。我们很难将所有的相关理论都统一在一个逻辑一致、内部协调的分析框架之下,因此编写一本便于课堂使用的标准教材也就较为棘手。但所幸的是,这种局面正逐渐得以打破。
我们译介给读者的这本书正是打破这种局面的一步尝试——这是一本体系相对完整、逻辑较为一致的行为经济学教材。作者认识到,行为经济学从其产生之初就毫无疑问地带有交叉学科的色彩,因此从这些相关学科中也许能找到把行为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纳入统一框架的方法,这就是常被一般经济学家所忽视的进化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我们可从书中看到作者的这种意图是贯彻始终的,亦即运用大量篇幅来阐述每种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化心理学及神经科学基础,其目的在于表明,这些理论虽然从表面上看形式各异且观点多端,但却可在自然科学的层次上得到统一的支撑。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读者不再由于行为经济学千头万绪的理论并存现象而感到迷惑,这也许是对编撰一本好的行为经济学教材最为迫切的需要。
这本教材的特色还不止如此,书中关于理性(这里或经济学中的“理性”不等同于中文字面上的含义)内涵的讨论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经济学核心假定的本质。众所周知,当前以新古典主义为核心的标准经济学建构于理性人的基本假定之上,然而“理性”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根据标准经济学的定义,理性可被如下三条标准所衡量:(1)偏好满足逻辑学和概率论的基本原理;(2)偏好满足一致性;(3)偏好不受非物质性的或不相关因素的影响。满足上述理性的经济活动参与人(agent),抽象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根据这些标准,研究者可以轻易辨识出哪些行为是非理性的并对其加以研究。然而,现实中的“异象(anomalies)”和科学发展都证明对参与人的理性抽象是片面且不适宜的。一旦我们将进化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纳入考虑,我们就不得不重新理解被标准经济学视为非理性行为的含义,并且将发现,把标准经济学及其新古典基础与理性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很武断的。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自然选择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脑进化成一个能够最大化效用的决策系统,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能够最大化生物适应性的系统。生物适应性涉及到我们自身以及与我们享有相同基因的亲缘个体的生存与繁殖问题。那些最能够实现生物适应性的人类祖先也最大程度地扩散了他们的基因,这可确保更多拥有相同遗传特征的人能够生存下去。因此,从进化的角度看,那些在人类选择中观察到的非理性行为(这被称为异象)也许是符合最大化适应性要求的,因此将其视为非理性行为也就不太适宜。反过来看,那些符合标准经济学理性标准的行为也许在进化视角下并不符合最大化适应性的要求,因此将其视为理性行为也是不太恰当的。总而言之,理性似乎应当以能否满足最大化生物适应性为标准,但这却为我们研究现实问题带来了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在自然科学的层次上对理性进行抽象定义,更便捷的方法是对理性提出若干种工作定义和解释,其中某些定义对于分析某种问题(解释与预测)要比其他定义更有用一些。这种关于理性的工具主义观点也许更有助于开展现实问题的研究。
这本教材的另一特色是为我们阐明了行为经济学与标准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前景。长久以来,行为经济学由于与生俱来的交叉学科特点而一直游走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边缘,并被许多人简单理解为经济学的又一分支学科而已。然而,正如本书作者在其序言中所说的:“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将一本书命名为《行为经济学》。如果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人们在各种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经济学都与行为有关。”这一开宗明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将行为经济学定义为一个更广范畴下的经济学概念,于是新古典的标准经济学可被看作是这一更广的经济学范畴下的一种“子集”性理论。这样一来,行为经济学将不再是区别于标准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对标准经济学的继承、拓展与一般化,这正代表了当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亦即它可被认为是“新一代”的经济学。未来的行为经济学亦不必冠以行为作为定语,即经济学。
鉴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很诚挚地向国内读者呈介这本著作。在本书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前,我们已经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译介了若干种国外行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但这些著作要么是理论艰深的“大部头”论文集,要么是仅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带有行为观点的论著,很不适合课堂教学及一般读者的使用。而国内已有的若干关于行为经济学的著述,又多流于对理论的简单堆砌和对案例的罗列介绍,因此向读者推介这本相对成熟的行为经济学教材也就更显必要。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讹误之处,还请读者谅解并指正。
贺京同 那艺
2012年6月于南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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