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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学派
经济学是关于分工与合作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人及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众多的变量因素，而且各个变量之间往往呈现出非线性的函数关系。为了简化研究程序，经济学研究需要进行一些主观假设。或者，把个别重要的主导变量提取出来进行独立分析。根据主导变量的不同，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区分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派别。
一、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
“萨伊定律”主张供给创造需求，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生产引起了需求。詹姆斯·穆勒说明了生产者是为求达到消费目的，形成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才进行生产性的劳动，至于为何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因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生产者的生产引起了对其他生产者的商品需求，整个经济体系也就达到循环，某一数量商品的供给也就带动了对相同数量商品的需求。
凯恩思主义认为是需求带动了供给，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事实上，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相互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分别占主导作用，分别处于支配地位。
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与重实业主义
究竟是什么领域在生产社会财富？不同的价值理论因其理论出发点不同可分为重商主义、重实业主义、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可以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必须尽力鼓励和发展这个先决条件；流通领域（即商品变为货币的领域）是财富的直接源泉；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从而把财富和利润全部归结为流通过程的产物。重商主义来源于封建社会末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货币日益发展，城乡资本主义逐渐成长，整个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向商业资本倾斜，从而产生“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学说。
“重实业主义”者从交换的等价性原则“推导”出流通领域不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么一个结论。他们认为在充分自由的竞争条件下，商品交换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的，既然交换是等价的，那么流通领域就不可能是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流通过程变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时必须对重商主义重新考察，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也跟着从流通领域逐渐转移到生产领域。另一方面，由于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业日益衰落，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这时，人们开始怀疑“重商主义”的政策和学说，于是就形成了“重实业主义”。
“重农主义”是“重实业主义”的原始表现。重农学派认为：商业丝毫不能创造财富；金银本身不是财富，除非用来交换到生活资料；商人是货币财富的代表，他既剥削卖者，又剥削买者，破坏了交换的等价性。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以生产费用论为依据，力图证明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只有农业部门才是生产性部门，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工业劳动不是生产性劳动，工业不是财富的源泉。
事实上，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主体的品质特性、客体的品质特性与介体的品质特性三个方面（即价值决定三要素），所有能够改变这三个要素之一的任何社会领域都可以改变事物的价值量而创造社会财富。
三、ZF干预学派与自由竞争学派
自由市场与ZF干预这两个经济学古老却重要的命题贯穿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始终，两种看似对立的基本经济思想及相应政策主张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新古典经济学沿着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论证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价格理论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和谐经济市场图景自动实现人们所预期的均衡，无需任何ZF干预。但新古典经济学为描述市场经济有效性提供基础的诸多假设条件无法由市场个人实现，只有求助ZF力量，需要ZF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不断调整和纠正偏离市场规则的行为，如外部经济、垄断等。不过新古典经济学派把ZF干预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
“供给学派”力主市场经济，反对ZF干预。供给学派从萨伊定律出发，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均衡的。他们宣扬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活动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在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下，各种经济变量都能自动趋于均衡，保证经济长期地稳定发展。国家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例如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政策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注重需求方面的短期效果，不注重供给方面的长期利益；注重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把以税收、公债形式从企业和个人那里征集的过多社会资财，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付变成了巨大的消费而损耗掉，降低了资本积累，阻碍了生产发展，削弱了供给能力。特别是ZF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往往服从于政党之间的争斗，这种短期化行为，却对供给产生持久的破坏作用。因此，ZF过多地干预经济对国民经济有害而无益。
“货币主义”也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货币学派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他们坚持自由市场和竞争是资源和收入合理分配的最有效方法，是导致个人和社会最大福利的最佳途径，如果ZF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乱。因此，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特别是反对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除了货币之外，ZF什么也不必管。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户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他们会完全预料到ZF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ZF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合理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了。
“古典经济学”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事实上，经济的运行既需要市场的自由运行，也需要人为的引导和ZF的干预，自由竞争与ZF干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前提的。
四、商品价值的不同决定因素
早期社会的人们总是认为，物品的价值只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与主观评价，这就是“主观价值论”。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都是产生于客观效应，因而有人提出“商品的价格由该商品的实际效应”来决定的观点，这就是“效用价值论”。
马格努第一个提出用劳动耗费来解释物品的价格，他认为只有劳动耗费相等的物品才可以相互交换，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开始萌芽。
阿奎那提出用“公平价格”来确定商品的价值，但他对“公平价格”的理解又是非常混乱的，其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的混合体。
配第开始用劳动时间来测量商品的价值量，并把工人的口粮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尺度。富兰克林认为银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样用劳动来衡量。他指出：“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
斯密说：“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但是，决定商品价值的究竟是什么劳动呢？他提出了三种相互矛盾的观点：①价值由耗费的劳动来决定；②价值由购买的劳动来决定；③价值由劳动收入来决定。
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都是价值的源泉，支付的工资、利息和地租构成产品的生产费用，决定着产品的价值。
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来说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商品的交换价值由劳动量来决定，而劳动量又由劳动时间来决定；只有直接劳动才创造新价值，而间接劳动只是把原有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是指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然而，李嘉图体系存在两大难题：①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②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
马克思维护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并致力于解决导致李嘉图体系解体的两个难题：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劳动力是潜藏在人的身体内的劳动能力，而劳动则是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它体现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可以创造出超过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即创造出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此外，马克思还修正了李嘉图对“必要劳动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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