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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交者：chengmin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中国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源 在中国由于老百姓相对较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所以没有表达意愿的正常渠道，因此，恰恰是可能握有最多选票的，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被大大地忽略了。不像西方的发达国家政党为了争取选票，起码他们必须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要些什么，如何去应对。为了讨好老百姓，国家实行了许多很夸张的福利制度，拼命地讨好老百姓，把老百姓一些希望作为他们竞选的政纲进行大肆宣传，尽管在这其中许多的许诺的社会福利制度中有些明显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为了选举仍然必须继续维持它们。 在中国老百姓没有正当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愿，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是十分的不完善。 由于中国的权力是完全没有制约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权利阶层，所以中国实际上只对吃皇粮的公务人员更关心，因这些人掌管着国家的命脉，认为只要把这些人稳往了，国家就不会乱。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的十分的不完善，增加了百姓的不安全感，所以造成了中国的储蓄居高不下的现象。另外中国的公务员当中的大笔的灰色收入，不敢用来投资，也加剧了中国的储蓄居高不下的现象，甚至这些人的钱根本不敢进入银行，以现金的形式保存在家里。虽然中国的股市己经变成了大炒家骗百姓钱花的陷阱。银行的实际利息已经降到了最低，但是百姓还是要把钱拿到银行，你就是把利息降为零或负值，把百姓所有存钱的路都堵死也不会堆动社会消费，人们还是会把钱存起来，哪怕是放在缸里，埋在地下。这不仅仅是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事实上，除了少数公务员和效益好的国企员工外，多数人的未来确实没有任何保障。因为国家并没有一个针对所有公民的公平的社会福利机制，特别是中国的医疗体制的不完善，相对于中国人均收入，在中国看病实在太贵了。中国的“医疗市场化”，总体上拖慢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的老百姓完全失去了安全感，从而导致了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无法拉动内需，使国内市场相对过剩，社会的财富积累效应很差，大笔的金钱不论是单纯地放在老百姓手里，还是放在国家手里都不能变成真正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积累。而中国的贫富差距逐渐加大，也加速了这一过程，即：贫富差距越大，消费率越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的贫富差距逐年加大，而消费率也逐年降低。 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人员的工资也应按市场化的原则确定，也就是由供求关系来确定。在国内的下岗人员增多，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拥进城市，非国家控制的自由劳动者的工资越来越低。一个职位几个人来争的情况下，国家经常却拿税收来的钱来推动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多数都有意无意的拿全国人民的钱给少数吃皇粮的人提高收入，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公务员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利和他们的社会地位，许多有钱的大老板都要跑来求他们办事，而他们和这些大老板比起来收入永远是低的，所以心里十分的不平衡。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凭良心和在工地上辛辛苦苦干活的农民工做过比较，他们的铁饭碗已经相当实惠了。就是国营企业也可能倒闭，但国家不会倒闭，老百姓的税收总是要交的，农副产品一买一卖税已经就扣掉了。包括相当一部分效益不太好的国营企业的工资，国家已无法控制，大量的使用合同工、人力资源的供求关系及工资已经完全靠市场来调节。有的企业由于效益不太好发不出工资，于是就以“下岗”的名义，大量非法的解雇工人，特别是那些曾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过巨大贡献的纺织、机械制造等产业工人。然后在没有工人自己的工会作为劳资争端一方为其争取的公平的情况下，通常以1-2万元强迫工人买断自己的工龄（当然少数效益好的企业也有稍微多给一些的）。表面上解救了国营企业；实质上，不但把贫困包袱推给了社会，而且也救不了国企，因为国企的病根在体制和那些企业内部的蛀虫。甩了包袱，贫困一大片，富了少数蛀虫，使一部分人逐步的相对的贫困化。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对非国有企业的城市劳动者与公务员之间，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公平的一视同人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改革过程比较滞后的一部分，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所形成的。这部分低收入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40-55岁之间，由于多数国企，特别是条件较好的企业招工带有明显的年龄歧视，致使国家招工标准绝对不要这部分人。由于受文革影响，他们受教育背景低、工资低、家庭负担重，尽管这部分人经验还是有的，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做过贡献，但这部分人的相对贫困化最为明显。 我们知道，南方一些省份有数十万的中小型乡镇、私人和家庭企业，雇佣成千上万的四川、江西、福建等省份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小女工，他们的工资本来就很低，而且还普遍的拖欠工资，即工人们戏说的“一年发两次工资”。与他们命运相似的还有拥进各大城市的农民工，也大量存在一年发一两次工资的现象，还经常被骗拿不到工资，辛苦大半年空手回家，因为没有任何养老、医疗、房屋等补贴，所以这部分工资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而恰恰是这些人，他们的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劳动时间长（经常在12小时左右），是城市的真正建设者。他们绝大多数没有机会享受五天工作日，特别是南方城市非常普遍，有的一年才有几天休息，他们是中国南方制造业中的主要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是付出多，收入少的，属被“剥削”阶层。可见中国百姓忍辱负重的能力极强。每年春节一过，许多东西都长价，可这部分人中多年来能长工资的人却极少，因为这些人的工资是由市场来调节的，有些还在降。他们与上面提到的端铁饭碗的相比就差远了，因为后者一个月赚的钱比这些工仔一年的还多。不是在一部分“工薪”阶层中鼓励汽车消费和买第二休闲住宅吗？由于他们收入极为稳定，银行贷款也向公安、司法等事业单位倾斜，可免担保贷款，他们当中，很多人另外还有可观的灰色收入。国家在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要为农民工讨回拖欠的工资，可几年下来了成果到底如何呢？每年全国拖欠的各种工资仍是一些天文数字。因为老百姓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所以也不会有因为拖欠农民工工资而下台的地方政府，影响地方官员端着铁饭碗吃饭的，不是在下面养活他们的老百姓，所以他不必讨好他们，他需要讨好地是在他上面的领导，他要弄出一些漂亮的政绩和数字来给他看。 我们说要“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其实只是打破了劳动者或是普通纳税人的。而当官的铁饭碗则没有受任何影响，而且还越端越实惠，这就是一个没有制约的政府的现状。我们说要呼唤诚信，建立诚信社会，用诚信来规范我们的经济生活。虽然不诚不信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中，但实质上诚信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些制假、造假、走私贩私、骗用挪用银行和国家大笔资金的人，哪个衙门里、朝里没有人，没有地方政府中某些腐败分子的支持，是办不成事也成不了气候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就是说，如果不认真整顿吏制的话，“诚信”就永远只是一句掩人耳目的空话。要想真正防止腐败，必需形成古人说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实行地方政府任届选举制度。过大的收入差别还会导致社会治安的不稳定，犯罪的人群集中在两个极端，一边是几千万、几个亿的挪用、贪污、收受贿赂的管理者、公务员，他们贪得无厌。另一边则是：盗窃犯ⅩⅩⅩ无业，抢劫杀人犯ⅩⅩⅩ无业，穷极生疯。反正社会一共就那么多钱，有人多拿了更多的人就要受穷。 在中国转轨后的权力腐败的糟糕的市场经济下，老老实实的人是很难发财的，真正合法经营的商人的事业也很难扩展。比如，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重要产业房地产业就是一个典型，早期的中国房地产业是靠炒批文来进行原始积累的。而中期的房地产业主要是靠卖图纸来发财的：先花一点点钱，叫人来设计图纸和漂亮的3D效果图，把巨大的3D效果图竖立在工地外墙上，然后就开始买期房，把好的楼层都卖得差不多了，这样才有钱开始动工，那一时期的房屋竣工经常要拖期2～3年，搞的百姓怨声载道，还经常发生由于房屋拖期太久，因为通货膨胀过于严重，导致把大部分卖房的钱都用完了以后，楼房只竖立起来一个骨架，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了，于是承包商把剩下的款卷走逃之夭夭，使那一时期的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烂尾楼，成为城市的一块块疮疤，老百姓的钱和银行的钱都打了水漂。后期的房地产业，主要靠欺骗性的广告来欺诈消费者和克扣施工的农民工资两头来获得利润，再加上通货膨胀率过大和炒作所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广告做得十分漂亮，还有漂亮的湖泊和花园，但当你住进去，你就会发现，住房的面积也不够尺寸，漂亮的花园也不见了，湖泊也变成了臭水沟。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商发家致富的三部曲。和房地产业相类似的，还有垄断经营的、只收钱不赔付的保险业，一些靠拼凑虚假数据上市圈钱的上市公司等等。 与此对照的是，国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大多是守法经营的，也不是他们的能力低，是他们还没有熟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游戏规则。在这种过度竞争的机制下，实际上，靠扎实的苦干是没有用的。在这种“大沿帽”漫天飞的社会现实下，如果再遇到比较贪的地方官，加上各级执法部门的“严格管理”，正常运作的企业想发财是很难的。大部分能够致富的企业都有自己偷逃税收的方法、都有官商勾结依仗地方官员势力通过腐败的手段打通银行、官府、市场等各个关节。总之，在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制度下，能够致富的人大多具有投机和坑蒙拐骗别人的才能。在中国，就是埋头开发高新科技的企业，最终也只能靠垄断才能占住市场。这些企业现在、以及他们的早期大多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资本主义制度是鼓励人们投机的社会制度，是金钱奴役人类的社会制度，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永远不会发财致富的。 应当建立公务员工资与中国社会平均工资挂钩的制度，而不是和他的虚假的政绩挂钩，要随行就市，地方政府的工资也要与地区的平均工资挂钩。比如，城市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拿到本市平均工资的1.5-2.5倍，乡镇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拿到乡镇平均收入的2-3倍，一但出现大萧条，老百姓失业多，平均收入下降，他们的工资也要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造成社会不公，但更重要的是给官吏们一种激励机制。只有使当地的百姓富起来，他们自己的收入才能增加，这样才对得起良心，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地方官用不着看他的“政绩”，只要把他的收入与他管理的地区的老百姓平均收入挂上钩就可以了。你搞一大堆政绩工程没有用，只有老百姓收入好了地方的消费才可能真正被拉动，他才能够多收入，才可以升官。不能只有他们单独致富，而且还旱涝保收。有人说，为了防止腐败必须给政府工作人员以较高的工资，即所谓为“高薪养廉”。这当然可以，不就是月薪几万元吗，甚致十几万都可以，但这个职位必须公开透明的竞选上任，任期四年，你做得好坏必须由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看你讨好上级的工夫。如果担心国家的稳定，全国性的民主选举可以再拖一段时间，但省一级以下的各级人民政府的民主直选，应该可以尽快开始，用一段时间来培育中国的民主环境。 银行的贷款机制也应有所完善，银行只给有钱人或有财产抵押的人贷款，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在银行存的全部钱都是来自纳税人的，而且越是穷人越是把仅有的钱放在银行里，而真正有钱的人大多欠银行的大笔贷款。这就形成了越有钱的越能得到钱，越没钱的越难得到钱的恶性循环。比如，买房是中国工薪阶层致富的唯一方法，但是银行贷款一般只给具有稳定收入的人，这样就使没有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处境更加窘迫，促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现在国家还在减少贷款利息，而不是减低贷款门槛，从而继续拉大这种差距。要想解决普通老百姓自谋职业、贷款难的问题，银行必须开辟针对私人和个体的一种高利息、低门坎、免担保，完全建立在贷款者终身信誉之上的、并且由小额开始、逐渐加大贷款额的贷款服务。 国家的福利，也应对所有纳税人是平等的，这也是西方人的人权观念与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最根本的不同之处。由于医疗、养老、房屋等各种福利在中国大多数人是拿不到的，你用全国人民纳税的钱只给少数人拥有这种福利制度是不公平的。要么建立全国所有城市和乡镇公民的工作档案记录，累计工作超过一定年限，就应有一份养老或医疗保险并按年龄递增，或是每一个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以及超过60岁的城镇人口都有一份最基本的养老保险。这可能很少，哪怕每月只有几十元，至少它对每个中国公民是公平的。而不是拿所有纳税人的钱，却只有部分人享受到国家的福利，中国不是已经自己宣传达到小康了吗？中国现在到了有能力考虑建立这种全民公平的福利制度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可消除这一部分的社会不公。从根本上减小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只有解决好以上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才会使百姓安全感得到增加，消费自然会被拉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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