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之“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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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中国总拿不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钱学森之问，或诺贝尔之憾，说白了，是中国为什么很难产生与世界科学发展同步，与国力迅速增长相当的自然科学大师？

沉思反省当代中国之“天问”，人们无不从科技投入、行政体制、教育制度等方面分析探究，总的方向不无道理。但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国家却不乏批量盛产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还有一些理论家、军事家？数风流人物，古代故且不说，近代和当代社科类的家们，虽说并没有某个国际组织确认，但确有政治伟人革命巨擘令世人惊叹和敬仰。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的成长成功与他们所处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包括经济投入并无正向联系。出生于晚清和民国的人，当初并没有以培养后来被称为红色政治家的学校，像毛泽东这样的大军事家，甚至连军校也没上过。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会有各自特殊的规律，但都离不开两类科学依赖的思想文化基因，什么样的基因就会繁衍什么样的生命。古代西方哲人最感兴趣的是宇宙观和自然观，这种思想文化引领他们的后人在自然科学界成果斐然，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科学家的产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自然科学人才如群星灿烂。

是什么原因让许多中国人从奴隶到将军，从乞丐到皇帝呢？除了时势造英雄之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浸染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文化在几千年特别是近代一百年多的时空隧道中弥漫。即使是19世纪末和上世纪初，洋务运动的西化，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极左“文革“的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因子仍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液里。这种文化的鲜明特色，是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重点。对比起欧美，中国思想文化与自然界与宇宙总保持着一种恒距。

从远古的《六经》，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端就是以“人”为主，立足现实社会，即使是研究自然，也是为了更深刻地说明“人”。百家争鸣的焦点不在自然观和宇宙观上，而是在人生观、人性观、社会观、历史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方面，一切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

在中国古代，有的哲学家索性不研究自然，就更不会提出宇宙观方面的理论了。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大哲之一，但他基本上不谈天道，他所说的道通常指人道。孔子对西方哲人最感兴趣的宇宙观、自然观方面的问题，往往只有一种态度倾向，并无明确的见解。道家开创者老子和集大成者庄子很重视天道，但他们所说的天道归根结底是人道。《老子》一书中的天道，几乎完全是理想化的人道，是为人处事安邦治国的最高标准。

当然，中国哲学不是绝对不谈宇宙，因为中国先民在生存中也需要观“天”察“地”，只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形成得很晚，而且充满人事气息，总是从为人处事的角度论天道，从社会应用的角度论自然。“天”不是纯粹自然的天，中国哲学中的自然界，往往有浓郁的“人味”。

包括法家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三大主峰，无一不是以社会为起点，以“人”为中心，这种哲学思路影响中国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虽然先哲们呕心沥血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人与社会本身，从逻辑起点上讲，都是研究立人之道、处事之道、治国之道、忠恕仁我之道。几千年来，“人学式的哲学”虽然汇聚成了中国人文学派的思想海洋，也积累了沉重的文化积弊和人性的弱点，以致酿成了一次次改朝换代，人文科学异化成了独具特色的“整人哲学”，频繁的政权兴亡周期率虽然从总趋势上代表了社会的进步，也折射出中国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阴影，这样的社会生活与历史道路，当然是社会科学大师的舞台，而自然科学大师当然少有立足之地和成长之基。

中国哲学最初的“五行说”，并不是宇宙观，五行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五行说而是一种重视物质生产的社会观。人们学习运用“五行说”，最大的成功反而是用它诠释了朝代的更替，人间的相容相克关系。让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是技术发明，它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呈现技术领先科学落后的状态，比起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明显有着高下之别。再说，几千年间发生的“四大发明”，比起一代代帝王将相或被后事称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巨星群来说，几乎是沧海一粟。

改革开放以来，重视人道忽视天道的文化传统虽然有很大的改变，但传统文化的力量仍然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和取向。劳心劳力的理念，急功近利的追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难以突破的瓶颈。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价值观的差距，它可能严重约束自然科学发展，根本不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而社会科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自我成长力，也很容易自我拔高自娱自乐。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自然科学界很难产生顶尖人才，而社会科学界总有被人诟病的“大师辈出”，“被拍砖教授”如雨后春笋，展现了自然科学家罕见而社会科学家易出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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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 钱学森之问 人性的弱点 自然科学家 爱因斯坦 当代中国 自然科学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阻碍了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上)

《易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传承并弘扬了几千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超过了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然而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正如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科学大师？当然，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先进生产力受压制的局面，社会生活没有出现强烈的发展科学的要求；但是，从思想层面来说，就不能不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里，是不是有重大缺陷？！

   《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进一步使得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
   《易经》不易。作为“六经之首”,它在产生后3000多年,还被学者“指责”为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当然,更多的人会对这种“指责”进行反驳,试图为《易经》平反。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一阴一阳谓之道。《易经》的精华是辩证法。黑格尔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马克思的哲学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精粹，创立了唯物辩法法，即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唯物辩证法包括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除了历史和现实的需要，更在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易经》的辩证法同源，都是二元正反辩证法。杨振宁归结的五点原因，第四点：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易经》是二元正反辩证归纳法，唯物辩证法也是二元正反辩证归纳法。如果有推演法，也是二元正反推演法。因此，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最后一点，既天人合一的观念。按照杨振宁的逻辑，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却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混为一谈，都是二元正反辩证法。以致于以社会规律来指导自然规律，以自然规律来验证社会规律。接受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当代中国，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滞后，就不觉为奇了。换言之，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一步阻碍了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难怪中国这么多年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正如杨振宁自己所说的,加入讨论的人们大多数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压倒,一小部分支持他观点的人士也显示出力量。杨振宁认为,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持有他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中很多人都迫于学界压力,不敢公开宣称自己的观点。
   争论的高潮出现在2004年10月23日。这一天,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杨振宁、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等知名人士参加了这次论坛,并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在论坛上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杨振宁:“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概念,但他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放在他论题的首位。
   杨振宁把原因归结为五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杨振宁认为,其中第四点和第五两点跟《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可置疑,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杨振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
   至于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杨振宁引用明朝末年大臣兼大学者徐光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徐光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翻译了前六章)。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杨振宁在报告中说。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300年,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杨振宁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容易接受推演逻辑有关。
另外就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杨振宁认为,这种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另外,杨振宁认为中医理论中把疾病与医药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的分类,也是受《易经》理论的影响而来。
   报告中,杨振宁还指出《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另两个方面:“《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杨振宁一再强调,他提出这些观点,并没有攻击传统哲学的意思。他对“天人合一”的内涵中更重要的“天人和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光璧: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似乎是对杨振宁所阐述的“《易经》影响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三个方面”的一种回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然而,董光璧老先生的讲话过于学术化而显得有些深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自己也认为,当时参与论坛的听众,恐怕绝大多数不能真正领会他的某些话的含义。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关于逻辑问题,董光璧说,中国没有系统的逻辑学,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显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逻辑有些特征跟西方相比却有优势。“西方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逻辑系统,他们习惯上把从特殊-特殊归到归纳里,一般-一般归到演绎里。中国逻辑的特点在‘特殊-特殊’和‘一般-一般’的推理,仅从对称考虑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
董光璧举例说,中国有互补或者说对称推理,即有阴必有阳,这样的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已经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我们看看发现正电子的过程,既然发现了负电子,根据对称原理推论,就一定会存在正电子的。”

   陈方正:中医药是中国成功的科学

   参与论坛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教授。陈方正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论战中,他提出观点:由于实用主义的驱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
   “中国的主流文化完全是实用的、入世的,它就会促进一种实用性的科学。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而已。就是在中医药。”
   陈方正还认为,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
陈方正认为,也因为这种实用性思想,它就没有推动力学、天文学、理论数学的发展,因为在古代,这些没有当下的可理解的实用价值。
   陈方正还对中医药的“现象学”(根据观测,依凭经验建立模式理论)理论在未来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现在科学的一个热潮就是基因学,基因不能完全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当然,整个基因科学是需要数理科学的支持的,可是它的基本精神是现象科学,是描述性的。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但陈方正也承认,中医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西方的推理性的、逻辑性的数理科学来支撑。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阻碍了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下）

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另外一个与会嘉宾、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钝以及董光璧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都认为,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医药无论如何都不是科学。“中医药采用的不是那种建立在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培根以后建立起来的近代科学方法。因此,中医不是一种近代科学,而应该归结为传统科学,一种学术传统。”刘钝说。
   而针对杨振宁认为《易经》没有推演法的观点,论坛中有听众也激烈地表示反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进而演化成六十四卦,就逻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推演法。”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从“卦象”而知“吉凶”,这也是一种推演。
   刘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拿《易经》算卦,那显然是文化中的一种糟粕,《易经》里面的预测方法跟科学的逻辑概念显然相差甚远。
   刘钝认为,杨振宁的三个论点中,其中两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第一个是易经影响中国文化的思路,杨先生用它来解读近代科学在中国缺席的原因之一,确实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我也觉得没有错。有争论的应该是第二个,《易经》是否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还有待于史实考证。”
   争论的焦点最后重回到李约瑟问题。刘钝说,李约瑟问题是没有惟一答案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在李约瑟之前,最早在17世纪,一些传教士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先进的组织和文化,却在自然科学上这样落后?但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历史问题跟数理问题不一样,历史问题只是提供讨论的一个平台。他有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来解。最普通的解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还有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语言。这些以前都讨论过。杨振宁从《易经》的角度来讨论,认为《易经》至少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也可以说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回应。”刘钝总结说。

   后记

   1972年10月23日，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中说：“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这条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任何物体假如我们能完全测定它在任何一刻时间的位置，那在同一时间，它的动量（即质量乘速度）就无法能固定。对普通一般物体来说，动量不固定，就是速度不固定；既然速度不能固定，那也就无法完全预定这物体将来的路线了。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

   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发现了弱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易经》太极八卦排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成为了现代计算机科学二进制思想的基础。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选择太极图作为他的爵士徽章。

中西方文明的差别与本源

中西方文明的差别，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别，即二元论与多元论的差别。从易经的阴阳学说，到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二元论，再到现代科学的多元论，系统论，确定性与随机性统一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于世界本身。然而，这个漫长的认识过程，无不打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烙印。也许，这才是中西方文明的共同本源。

     事实上，西方人做得更自然。

     DNA的发现，原子理论的建立，无线电的诞生，飞机的发明，直至克隆技术，人机对话......，科技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一不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师的典范。实际上，在“道法自然”的社会实践中，西方人做得更彻底。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实践中，发展低碳经济，倡导绿色GDP，西方更是走在前沿。

      在古代中国，“道法自然”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道化的自然，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已经脱离了自然的本来面目，“道法自然”成了“法道之自然”。而西方的“道法自然”，是以自然为师，研究的是自然和作为自然的人本身，是“法自然之道”。这是中西方文明的最大差别。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阴阳二元论。虽然也有多元论的影子，也是由二元衍生的多元，是不彻底的多元。如五行学说和中医理论。然而，世界毕竟是多元的。以二元对多元，以二元认识多元，世界必然成了二元的世界，不再是世界本身。以五行看世界，满眼都是金木水火土。以此认识世界，“道法自然”便成了一句空话，落不到实处。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科学发展，始终跳不出这个怪圈，只有量变，进展缓慢。近代科学更是无从谈起。即便是国粹中医，当代的中医学家，没有一个能超过李时珍。即使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最多也是中西医结合。

       二元思维方式的局限，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主要原因。

       或者说，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维，是中华文明的辉煌，也是中华文明的尴尬。

       破解了这个谜，也就破解了中华文明发展之谜。

       和谐之道，在于道法自然。

       幸而，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正在改变。

《易经》中的唯物辩证法

      一提起唯物论和辩证法，我们会自然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绝对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其实《易经》才是最早提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都与《易经》吻合，马克思受了《易经》的影响。

      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已开始注意《易经》，《易经》在西方的传播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内容。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1586-1658），他1613年入华，在南京传教。他的《中华大帝国史》1641年在马德里以葡萄牙文出版。不久被译为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传播。曾德昭在《中华大帝国史》中讲到了《易经》，他说这是一部论述自然哲学的著作，通过一些自然原则来预测未来，测算祸夕旦福。中国早期的圣人们正是通过《易经》中的"奇数和偶数，......拼合文字和书写符号"来发展道德和思辩的科学，同时他认为这部书又是"道德和政治的融合"。

      第二个不能不说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他是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人物之一，在他1654 年的《鞑靼战纪》和1655年的《中国新地图志》两部书里都讲到《易经》 。他认为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书，并且依据中国上古史的年表和事实，他提出《易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数学著作"。他被《易经》中的64卦的变化所深深吸引，通过对《易经》的研究他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从混沌开始的，精神的现象是从属于物质的东西的。《易经》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化"。

      黑格尔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他创造了正反合辩逻辑定律，在西方哲学界享有较高的声望。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上，赞叹"《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据说，这位西方哲学家后来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

      马克思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本人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从黑格尔那里所获得的教益有许多方面，其中辩证法是最主要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和《易经》的缘份之一，就是马克思最起码是间接的接受了《易经》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是否读过《易经》我们还没有找到依据。我们只能从黑格尔吸收《易经》思想精粹的事实来推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一定受了《易经》的影响。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易经》的唯物思想：

      所谓唯物论就是坚持物质为第一性，意识为第二性。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

      我们都知道，《易经》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八卦，那么八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翻开《易经系辞传》有这么一句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八卦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分析总结出来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来的吗，是人脑子里固有的吗？都不是。它是来自人的生活实践。八卦作为一种珍贵的精神产品，它的来源也不能例外的来自宇宙万物，来自对宇宙万物的观察分析和总结。《易经》所坚持的理论就是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有了对事物的观察才有了反映事物规律的卦象，通过卦象我们才看到事物发展的真谛。可见物质决定意识是《易经》的基本思想和理论。

      《易经系辞》还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意思是，《易经》包含着太极，太极变化产生出天地阴阳  天地阴阳的变化再产生出象征四时变化的少阴、少阳、老阴、老阳，四时的变化又产生了代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等宇宙万物的八卦之象。八卦变化推衍可以判断吉凶祸福，能准确的判断吉凶才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由此可见，《易经》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太极所生，那么太极又是什么呢？所谓太极是相对于无极而言的，无极就是"无"，无色、无味、无形，也就是老子说的"道"，"道"就是思想和意识。太极就是"有"，有色、有味、有形，就是物质，是存在。因此《易经系辞》的这段话就表明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太极就是存在就是物质。所以《易经》坚持的就是物质第一性。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对《易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实，如果我们翻开《易经》这部不到万言的著作，无处不在讲唯物，我们无法找到它一点唯心的东西，而且它在论述探讨一些很深的道理时，也是引用现实中活生生的实例。例如，它通过《革》卦要阐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就恰当的运用了汤武革命的例子。原文这样说："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汤武革命都同样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反对，取得改革胜利以后，开始庆祝（祭祀）的日子，大家才明白改革是对的，是吉利的，当时的悔恨才没有了。再如《未济》卦讲的是在困难面前如何顺利过关的道理。它就采用了狐狸渡河的例子。原文说："小弧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意思是，小狐狸在渡河的时候，沾湿了尾巴，结果没能顺利通过。据说狐狸渡河一定不能沾湿尾巴，只要尾巴不湿，就没有问题，尾巴溺水狐狸也会给跟着溺水。但是这个道理只有老狐狸知道，小狐狸不明白，所以渡河失败。这就讲了一个道理，我们在困难面前要多请教有经验有学问的人，协助自己顺利前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易经》在讲道理的时候，是很注重自然规律的，也是很重视经验和教训的。它绝对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易经》就是凭空预测，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读过《易经》而人云亦云。

      我们再看《易经》里的辩证法。

      所谓辩证法就是关于对立统一、斗争和运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通俗点说，辩证法要求人们第一，要一分为二看问题；第二，要发展的、联系的看问题。辩证法包括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易经》把宇宙的矛盾概括为阴阳的对立，于是我们便会想到那幅最能表现中国人智慧的阴阳太极图。《易经》把宇宙万物分为阴阳两大部分，它们虽然对立但是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则阳、阳极则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所以它的六十四卦象全部是由代表阳的"--"和代表阴的"－－"符号组成。而且所有的卦象卦意除了具有密切联系之外，还都有着或相对或相反或相倒的关系。

     《易经说卦》写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古时候圣人作《易》，完全是按照自然规律，才确立了天地人的三才位置。天地自然包含了阴阳，柔刚等两个相对立的方面，按照这个原理制定了每一卦有六个爻位，每两个爻分别代表天地人。《易经》六十四个卦都是这么安排的，都包含了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规律。它用阴阳分别代表事物的两个方面，最早提出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最早运用一分为二的科学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易经》里对质量互变规律也有形象的描述。例如从乾卦到坤卦是纯阳到纯阴的质变，也是从夏到冬的质变，但它不是突变。而是按照由初爻变阴的夬卦、初二爻变阴的遁卦、初二三变阴的否卦、1、2、3、4、爻变阴的观卦、1、2、3、4、5爻变阴的剥卦、最终六爻全阴为坤卦。通过从1到6的量变，最终达到了质变。乾为天，坤为地，乾为刚，坤为柔，乾为暑，坤为寒。"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刚柔相推而变在其中也"。（《易经系辞》）具体到某一个卦也能反映这个规律的存在。例如《剥卦》 从一爻到六爻这样写道："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六三：剥之，无咎。 六四：剥床以肤，凶。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里就写了侵蚀从床脚开始，然后到床腿、床身，最后只剩下一个阳爻（硕果），这也是量变的最后关键，如果最后的防线（第六爻）被攻破（变为阴爻），整个卦就有了质的变化，量变达到了质变，而为全阴。

    《易经》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阐述也很多，这里略举一隅。

    《易经序卦》里有这么一段话："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有了礼节才能平安，所以履卦后面是泰卦。泰就是通的意思。事物不会长久的通下去，所以就产生了有阻隔的否卦。同样事物也不会永远的阻隔下去，所以又产生了一团和气的同人卦。从履卦到泰卦这是对事物的肯定过程，从泰卦到否卦是第一次否定，从否卦到同人卦是第二次否定，也就是否定之否定。回到了上下沟通的状态。

      最后要说的就是《易经》最讲求发展运动和变化，正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系辞》）。"易"本身就有变易的意思，它认为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发展运动之中。六十四卦顺序，从前至后前一卦都是后一卦的前提条件，后一卦都是前一卦的结果，就是这样一环一环环环相扣，随着事物的变化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最后一卦《未济》，周而复始再回到原始状态。摘录《序卦》的开始一段以供欣赏："有天（乾）地（坤），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五千年的传承，《易经》不信神仙，不谈鬼魅，始终坚持辩证、唯物、变化之原理，运用人世间最简单的符号、最精练的语言、最坚实的证据、最严密的推理给后人留下了最为科学的著作。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愧众经之首，文化之源！

   更为有意义的是，儒家孔子所向往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西方后来称之为“孔丘主义”，在此基础上再发展成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Communism。

      由此看来，中国人如此偏爱唯物辩证法不无道理，因为唯物辩证法与《易经》本是同源：都是二元正反辨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发扬光大，是因为与《易经》的思想不谋而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种情结，就像复兴梦一样

西方文化没能力吞噬中国文化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要树立起对于中国文化及其支撑的文明秩序的信心。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是因为有一些人对中国文化没有自信。他们认为，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未来，指示中国文化的方向。他们是福山的“文明终结论”的信奉者，只对西方文化有信心。他们认为，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如此强势，在这种强势文化面前，中国文化难有自信。

    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化自信的依据在哪里？我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的“大历史”可以为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依据。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西方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出于“西天”的印度佛教文化；第二次是出于“泰西”的欧美基督教文化。

    印度佛教约在公元2世纪传到中国来的。从两汉到魏晋再到隋唐，四五百年间，佛教文化全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世界。无论是统治集团还是民间社会，佛教文化都拥有广泛而真诚的信奉者：每个地方都有寺庙，佛教大师饱受尊崇。但即便如此，佛教文化也没能征服、取代中国文化，反而是中国文化转化、吸纳了佛教文化。特别是在以慧能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持续努力下，原本是异质的佛教文化终于融入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中。佛教文化彻底融入中国文化的标志与结晶，就是禅宗的诞生。

    禅宗是什么？禅宗是中国文化的嫡子。禅宗虽有一个来自异域的母亲西天佛教文化，但禅宗的父亲是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可以说，禅宗是印度佛教文化彻底中国化之后的结晶。它虽然具有印度血统，但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从禅宗的诞生机理及其文化特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并没因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被取代，反而是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断生长、更新的添加剂。

    19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第二次遭遇了外来文化，即欧美基督教文化。在甲午战争前后，这次外来文化的冲击给中国人带来“乾坤颠倒”般的震撼，中国人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信心开始动摇。此后，文化上的不自信成了百年中国难以摆脱的一道阴影。但是，从禅宗的诞生所展示、所蕴含的历史规律来看，欧美基督教文化同样不会征服中国文化，它同样会为中国文化所转化、所吸收，成为中国文化在当代和未来自我更新、生长的添加剂或营养品。

    在近期内，欧美文化看上去很有魅力，似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终结”或“终极形态”，但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从根本上看，中国文化虽会吸收欧美文化，但中国文化不会变成欧美文化的复制品，这就像一个人吃了牛肉，并不会变成牛一样。中国文化在吸纳了欧美文化之后，只会变得更丰富、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有生命力。这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理据。

    如果说禅宗是中国文化吸纳印度文化的产物和结晶，那么，中国文化吸纳欧美文化的产物与结晶又是什么呢？当前的时代还没有做出回答，背后的原因也许是：中国文化对于欧美文化的吸纳过程还没有最后完成，像禅宗那样的中国文化新形态还在孕育中。因此，只需耐心地、充满信心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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