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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徐祥临: 剥夺农民的理论和政策需要清算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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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05-5-11 21:33: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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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祥临(北京)
  前不久看电视时听到一位节目主持人的一个说法,大意是:如何解释历史,决定如何走向未来,而如何解释今天,又决定如何解释历史。这正应了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经济学上更有“路径依赖”理论,大意是说,昨天的经济制度安排会影响到今天的经济制度选择。我以为,这套关于历史、未来与今天的逻辑,也适用于探讨当前的三农问题。  确实,中国在20世纪后20年三农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好,问题也罢,都直接取决于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如何解释。从成绩方面看,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吃饭问题的解决即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又取决于对当时农业经营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公社历史的解释完全改变了,从而为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奠定了基础。可以想像,如果不承认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不能正视人民公社弊端的制度根源,仍然搞人民公社,吃饭问题可能比当时还要严重。同样,只有否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城乡农产品市场才能持续地购销两旺。 那么,当今中国面临的重重叠叠且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是否与对历史的错误解释有关呢?结论是肯定性的。  按照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判断,当前三农问题的难点在于农民增收缓慢。这个问题已经持续近20年了,各级决策部门和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为解决增收问题可谓“千方百计”,但不见明显效果。面对这种窘境,从学者到官员,为数相当多的人认为,现阶段在收入增长幅度上,农民落后于城市居民是必然的。这就是对今天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此前即历史上采取的有关农民增收的政策是没有失误的,至少是没有重大失误的。  但笔者对农民增收问题的“今天”有不同看法。两年前,我就在向经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农民是可以大幅度增收的,每年增收10%以上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从可能性方面看,农民的增收幅度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倍甚至更多,无非是更好或更快地满足他们人生的四大心愿,即盖房子、娶媳妇、孩子上学、父母养老。多年来,满足农民这四大心愿的商品尤其是生产能力在大量过剩,企业家们迫不及待地需要盘活的这些过剩商品和生产能力,这是农民大幅度增收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必要性上看,如果农民增收缓慢的趋势不能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状况将进一步加剧。笔者以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为基数、以2000年至2003年城乡居民各自收入的名义增收率为参数进行推算,城乡居民的的收入差距将在2008年达到4:1,2013年达到5:1,2017年达到6:1。果真如此,中国制定的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将是更加“不全面的”。更严重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社会精英能否容忍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是个大大的问号。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才在2004年的1号文件中要求“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只有让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市民,才能达到这一要求。  可能而且必须的农民大幅度增收,为什么没有做到?笔者首先想到的原因是,在如何解释今天的三农问题方面发生了错误,即把可能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看成了“必然”不能解决的问题,结果必然是历史继续着错误。今天可能解决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必然是昨天发生的错误今天没有发现和纠正;只有今天发现并纠正了昨天的错误,明天才能看到今天解决问题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如何解释历史决定如何走向未来”的真实含义。  那么,在农民增收问题上还有什么错误没有发现并纠正呢?其实,我几年前就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回答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剥夺农业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的理论与政策,至今仍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没有得到清算。我的理论是通过批判“农业基础论”以及指出蔡昉和林毅夫两位教授理论研究中的错误或不足而公之于世的。在后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中我发现,“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才是掩盖这一错误更完备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由李溦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中完成的。李博士宣称,在工业化过程中,一般的国家在工农业关系上都要经历“以农补工、工农业平等发展、以工补农”这样三个阶段。这个理论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剥夺农业的政策虽然在程度上过分,但却是势所必然;目前的中国已经发展到工农业平等发展阶段,应该采取工农业之间互不剥夺的政策;当中国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时才能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这个错误理论的要害有以下几点: 1. 误解了国家建设资金的实质性含义。资金的本质是财富价值的货币表现,国家建设资金的多少,在实质上是由财富的多少决定的。而剥夺农业的政策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少了当年十分紧缺的农产品供给,而以农补工理论却认为这样的政策有利于积累国家工业化资金,显然是错误的。 2. 忽视了剥夺农业政策造成的工业化制度性缺陷。工业化离不开具体的企业发展壮大,作为工业化主体的企业只能在竞争中获得生存权和发展权。而靠国家剥夺农业积累资金喂养起来的国有企业不可能有竞争力,也无力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到头来还要国家拿出很多钱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3. 错误地认为发达国家都有以农补工的发展阶段,却拿不出实现依据和事实依据。 4. 比上述三点更为要害的是,“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暗示给学者和决策者一个理论前提:政府把资金投向城市比投向农村能够取得更高的资金回报。在这样的理论暗示下,长期以来,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手中掌握的资金的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和非农产业。从而,政府的角色定位被扭曲为追求投资回报的企业主,“没能耕好企业的地,荒了政府该种的田” 总而言之,以往解释计划经济时期剥夺农业政策的理论错了,且至今没有得到纠正。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计划经济时期资金流向城市的偏向至今没有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把90%以上的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投入到了人口不足40%的城市;农村的土地被大量廉价圈占,土地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增值部分至少有20000多亿元被政府和企业强占了;农民仍然以很低的收入水平负担着连收入较高的城市居民都不负担的公共开支,等等。 “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包括了历史、今天和未来的内容。它把过去错误的政策导致的农村落后与贫穷说成是合理的。那么作为这个理论问世时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农村不能摆脱落后与贫穷就是顺理成章的,今天不可能出现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局面,明天更不可能由工业反哺农业。面对农民有用的商品和生产能力大量过剩,面对“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局面,这个理论束手无策,说明它对历史的解释没有引导未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实际价值。为了中国农村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历史必须重新解释。 其实,指出“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错误的内容已经重新解释了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政策的历史。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承认并改正这个错误,变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为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协调发展。落实在宏观调控上,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调整把资金大量地投向农村。有人会问:这可能吗(其实是想说不可能)?也有人会问:这不就是反哺农业吗(其实是想说这就是反哺农业)?但在我看来,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向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当然可能;既然如此,当然就谈不上反哺。 对于信奉“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的人士而言,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说政府向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解决粮食问题与土地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的中低产田改造问题。 据农业部长杜青林披露,我国有超过12亿亩的中低产田。按1997-2001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320公斤的水平估算,中低产田的平均单产应低于300公斤,而高产田的平均单产应达到500公斤以上。如果将10亿亩中低产田改造成高产田,每年可增产粮食2000亿公斤,也就等于把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提高了大约40%,或者等于将中低产田面积增加了4亿亩。这就是说,改造中低产田,既能够缓解粮食供给压力,也能够缓解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供给压力,这是我国社会财富的巨额增长和积累。在我看来,这巨额财富就是巨额资金。这巨额财富要靠农民一锹一镐地干出来,所以农村的建设资金的实体是农民自己创造的。 有人曾以轻佻的口气问我:你说得对,可为什么农民不去创造资金呢?农民改造中低产田怎么富不了呢?我的回答是:要农民去改造中低产田不难,农民富起来也不难,但前提条件是,经济学家和宏观调控当局要知道如何用货币表现这巨额财富的价值。这是动动嘴和动动笔就能够做到的,比农民长年累月地动锹动镐轻松得多。轻松的事情人们都不干,动锹动镐的累活儿谁能干呢?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不行,计划经济也不行,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货币,要用货币衡量经济主体对社会的贡献和领取社会财富的份额。改革开放20多年,农民同自己比收入大幅度增收了,是因为货币表现了他们劳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增加农产品生产、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都能够由市场决定农民获得的货币收入;农民同市民比收入增长缓慢,是因为市民在城市贡献的每一份财富都能得到货币报酬,甚至是不劳动也能够得到某些政策性货币收入,而农民在农村进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改变落后面貌的劳动,不但不挣钱,还要以“出义务工和积累工”或“一事一议”的方式向社会“倒帖”。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用货币表现农民自给生产以外创造的一切社会财富的价值。老调重提即是:农民干活儿,干他们最容易干的活儿,干国家最需要他们干的活儿,国家要让农民们挣到钱。 提到国家为农民干活付钱,很多学者和决策者就摇头:国家若是有钱给,还用你说?此事,在目前之中国,还真得听我说:资金是财富价值的货币表现。农民能够把财富创造出来,政府就应当把表现这些财富价值的货币印刷出来。可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市场经济也搞了20多年,作为货币当局的中央银行为农民改造中低产田这类功德无量的社会财富创造行为,印过几张钞票呢?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中央银行为城市建高楼、修马路发行货币是应该,社会需要这些财富。但农村的财富也是财富,而且目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眼中“重中之重”的财富,中国的货币当局应当研究这样一下农民改造10亿亩中低产田应当发行多少钞票的这课题。我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经济发展必然伴随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但通货先往哪里膨胀?先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膨胀一个时期行不行? 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放货币,要通过农业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本来是做这件事情的,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失去了既定的功能。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职能调整的方针,是十分英明的。这类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银行的再贷款,说穿了由它们先用新发行的货币。农业政策性融资的基本特点是足额、长期、低息。所谓足额,即农民以创造财富为手段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需要多少货币就供应多少货币,其中不仅包括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还应包括劳务费用;所谓长期,即农民能够多少年还清,就把还款期限定在多少年;所谓低息,即利息要低,有些项目要由政府帖息。提出足额这样的要求,意味着把大量货币投放到农村。国家有吗?当然有。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超过8万亿元,把其中的1/8投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个不小的数字。坚持下去,农村落后面貌将迅速改变,农民将大幅度增收。仍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例。按改造1亩中低产田用50个工日、每个工日能够给农民带来20元的收入进行推算,改造10亿亩中低产田就需要500亿个工日,就能够给农民带来10000万亿元的总收入。 有人担心资金投放到农村回不来。这是错误的。现如今中国金融系统呆帐坏帐一大堆,没有几个是搞农村建设形成的。资金到了农村搞基础设施,没有重复建设,尤其是改造中低产田和水利建设,是国家急需的。财富创造出来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不言而喻,从货币运动的角度看,农民获得了资金后,立即会在生产资料市场和生活资料市场上形成巨大的购买力,货币马上就会向城市流动。有人认为向农村投钱不重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才最重要。这是糊涂认识。农村还有很多活儿没有干,急急忙忙让农民到城市去,是舍近求远,舍本逐末。而且,只有农村发展了,城市才有充足的农产品、土地和劳动力供应,城市发展才有后劲,才能持续地大量地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 总之,为了中国三农的光明未来,有关的昨天和今天要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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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徐祥临 狭义货币供应量 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 农业发展银行 理论 农民 清算 徐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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