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血论“计划生育”、“后发劣势”:兼祭杨小凯先生
(本文共四部分,分三楼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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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从“计划生育”政策说起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一胎化”政策)于今已有三十余年。如今大祸已铸,恶行昭昭,千夫所指,穷途末路。回望历史,我们有必要对其做一个理论上的反思和总结,愿辨前车之鉴,而免后车之覆也。本文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分别出发,做一些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尤其侧重于“后发劣势”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并以此文祭奠纪念蚩尤血最尊敬的当代中国学者之一——杨小凯先生。因为“后发劣势和中国的改革路径选择”是一个大题目,蚩尤血匆忙所思必多有有疏漏错误,在此先预防性道歉,并恳请各位这方面的专家、以及各位网友不吝赐教,加以斧正。本文更因臧否人物,必引争议,所以权作“抛砖引玉”、“悬文引砖”所用,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各个话题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使所有人(包括蚩尤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能在不断的讨论中得以提高和进步。谢谢!
(二)对 “一胎化” 政策出台时历史语境的回顾
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起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1970年代初,由于源于西方的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弥散(technological diffusion),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革”中的种种混乱情况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部门生产力的提升(很多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社会内卷化”(social involution)现象,劳动生产率、机器使用率在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49年以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开始感到所谓的“人口压力”,于是从72年起开始搞所谓“计划生育”,但当时的政策是允许生三个,最好是两个, 78年D矬上台以后在79年开始搞只生一个。至于为什么上台后要搞“只生一个”,现在有很多传闻说法。其中富有创意的解释是说和断腰有关。但转念一想,他家另外还有四个是没有断腰、可以多生的,所以我又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很靠谱。蚩尤血对于79年“一胎化”政策的起因有以下几项个人解读:
(1)他们当时确实求“发展”心切。这帮2货跟着猫SB乱整胡搞了几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自己的青春生命也浪费掉了。到了70几岁回头一看,自己人生的一大半都是极其荒唐、荒诞、荒谬不堪的。虽然大权在握,但内心对国家民族十分惭愧,夜半失眠醒来有一种对自己历史定位的强烈恐惧感。再加上被日本人和李光耀故意刺激一下(给他们说什么“我们祖上都是下南洋逃荒的文盲,你们祖上都是中原饱学诗书的士大夫”这类刺激话),于是就想迎头追上、万事以“发展”为第一优先,恨不得把当时的人口红利用到极致。这种心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看,我们今天可以理解。
这里必须指出:“一胎化”政策短期内也确实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黄亚生的文章里面提过,根据一份联合国的分析报告,80年代至今,中印两国间生产率增长幅度差异的70% 可以被“ 大量印度妇女待在家里不出门工作”这一因素所解释,而印度妇女待在家里不出门工作、中国妇女却可以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家庭的孩子少。
(2)当时人的认识也很落后,就那么点见识,受历史的局限。(王安石再天才,他又能想到民主自由宪政的政改路径?)这帮2货在长年的战乱里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无知,又是无神论者而无畏。凡自己觉得是对的就要搞、就敢搞。当时除了极个别没有话语权、说的话外界根本听不到、听到了也没人理的知识分子外,xx上上下下,既包括政策制定者,也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见识都很有限(这和二、三十年的愚民洗脑、钳制舆论、教育断代有极大关系)。当时虽然有绝对数量不少的所谓“超生户”、“超生游击队”(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媒体强烈的嘲讽对象)由于还保存有 在社会长期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下意识地、自发地、个体地反抗这种“一胎化”政策。但当时的整个社会(包括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总体而言,对于“一胎化”政策并无一种自觉的、在理论上的深刻反思和全面批判。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看,我们今天也可以理解。
(3)但是、但是、但是,“一胎化”政策能得以贯彻实施、真正发生(actually happened)最最最重要的条件(制度条件)是:当时xx的政治制度也允许他们这么干。换句话说,当时如果是一个以保障人权(尤其是人的自由选择权)为核心的制度,他就是想这么干也干不了。假设 zf 拿那些“超生户”、“超生游击队”没办法,牵不了他们的牛、扒不了他们的房,那别人看在眼里,也会有样学样。“一胎化”政策自然也就实行不下去了。比如,印度是世界上首个正式提倡“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从1952年起,印度多界ZF就想搞计划生育。但印度的政治制度就不允许ZF用强制的手段搞,而只能用经济上正面刺激、福利鼓励、教育、舆论、免费发避孕药、避孕套这些方式来搞。1976年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曾企图采取强制措施推行节育,结果引起了印度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她在之后一年的大选中落败。其后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随即抛弃了甘地夫人的强制节育计划,并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主要内容是节育以自愿为原则。尽管每个印度政党都意识到人口众多的消极影响,但都害怕触犯众怒,在历次的大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强制节育的口号。所以,在不同的制度局限下,当ZF有一个想法和愿望时,中国ZF可以为所欲为、但印度ZF却力不从心。究竟那种制度会更加优越呢?(其实,准确的说法是“究竟那种制度会相对比较不糟糕呢?”)
历史很快、很快、很快就会给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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