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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进入高风险时代
韩俊
2007-08-15
伴随着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比于改革开放前，目前的城乡利益关系、农村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农村中的利益冲突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在加剧，从而使农村社会的发展进入高风险时代。
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村人口社会性流动的增加。根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我国现在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为2亿人，已超过农村人口的1/5。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较轻，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主要是以向城镇转移为主，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总量的比重至少在 70%—80%的水平上，转移到大城市的占到了30%以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大大减少，“打工、创业、做老板”逐渐成为新一代农民的共同追求。伴随着农民就业的非农化，农村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收入日益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部分。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农业收入比重降至45%，非农产业收入比重超过50%；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最主要来源。
近年来，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的迹象：一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占到较大比例；二是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占到一定比例。
(二)老龄化比城市更严重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涌入城市，他们处于工作不稳定、待遇低下、缺乏社会保障的境况之下，又受到城市文明的浸润，“迟婚少生”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导致农村人口增长开始出现“三低”，即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据西部地区两个贫困县调查，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至1997年一直保持在11.6‰以上，最高年份达19.2‰，而随着农村外出打工人数激增，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从 1998至2003年平均为8.3‰，仅略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7.4‰)。
伴随着“三低”现象的出现，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是家庭人口规模逐渐缩小。农村家庭常住人口数量由1978年户均5.7人下降到2003年的4.1人，并会继续下降(见图1)。
同时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家庭产生了普遍的“分居”现象，家庭的男劳动力与家庭的女劳动力、小孩和老人等在生活上长期分离居住，一些农村出现“六一三八九九”家庭聚集的普遍现象，部分地区留守儿童问题十分严重。农村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独立，社会联系发生变化。留在农村家庭的社会功能从重点搞好生产更多地转向了以重点搞奸生活、兼顾生产，农村家庭对小孩的家庭教育功能存在弱化现象。
与此同时，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加快提高。200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是7.5%，而城市只有6.4%。农村人口的实际老龄化程度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要高得多，因为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劳动力。特别是随着常年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增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务农劳动力老龄化。
(三)社会分化在加剧
改革开放前，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是一个高度刚性且具有很大同质性的封闭型结构。改革以来，农民不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不再只是在农村生活和工作，农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化。农村改革启动不久，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和一批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阶层。近年来，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者、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
农村分化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上。我国东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相对缓慢。不仅如此，其发展的差距也越拉越大，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区域分化越来越剧烈。
导致农村社会分化的主要因素以前主要是家庭、出生、亲属等，以及农民参军、考学等。现在，除了以上因素仍在起作用外，农民可以通过当干部、打工、经商、创业、从事专业种养殖等多种途径改变自己的身份。农村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 (社会身份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社会。无论是从职业角度，还是拥有经济资源角度，农民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农民不再是一致的均质性社会群体，农村也不再是单一的同构性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成为广大农民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
此外，在农村社会的快速分化中，除了存在农民抓住机会变成了现代社会的成长性阶层外，也还存在一些农民及家庭因为当地发展缺乏投资、交通不便，或缺乏文化、技能、当地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等，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变成被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社会“甩出去”的人，成为了逐步被孤立和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
(四)村社治理“扁平化”，“精英”登上政治舞台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对农村实行直接控制。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程度和传统意义上“集体”的职能已大大弱化，农村治理方式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而言，这种变化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治理已基本成型。人民公社被乡镇政权取代，生产大队被村民委员会取代，生产小队则演化为村民小组。尽管原来集体化时期三级村社治理模式的大体格局没有变化，但新的三级治理与旧的三级治理却有着根本的不同。新的三级治理引入了一些新的要素。现在的乡镇政权已经不再是“政社合一”的政权组织，而是执政党在农村基层依法设立的政权代表。现在的村民委员会(行政村)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由本村选民“海选”后组成的自治性组织，而不是原来集体主义的“准政权”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乡、村两级由过去的上下级行政从属关系，变成了两个独立法律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传统体制下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指导、支持、帮助”与“协助”的关系所取代，农民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文化水平、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村民委员会选举常常成为农村社区“精英”登上治理舞台的途径。事实也证明，近几次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常常是农村社区“致富能手”、“经营干才”、“能人”脱颖而出的机会，正在迅速改变着农村社区治理的面貌。
二是扁平化的农村社区治理方式正逐步形成。计划体制下的农村社区是一种类似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模式。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位一体，一步步强化着国家对农村社区的控制。改革开放后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大改变了上述治理图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被彻底打破，由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演化而来的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不再服务于国家的计划，家庭恢复为最基本的生产、消费单位，村民小组除了对土地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外，传统意义上“集体”的经济职能已大大弱化。这些情况的出现使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不再适合，扁平化的农村社区治理方式正逐步形成。由于当前的行政村和村民小组都丧失了生产职能，家庭获得了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对村落社区管理人员的需求大大减少，从村民自治的意义上，行政村也没有了纵向一体化的官僚层级结构，村社治理的“扁平化”显而易见，其治理内容也大为简化。
三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后，农村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如红白事理事会、各种协会、研究会、经纪人协会、合作社等都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或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发、自愿的联合，以抵抗来自市场的风险，或者是农村社区特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但都是因村落共同需要而产生的自我服务组织。已经解体的传统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种姓、宗教等团体重新聚合，且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断上升。
(五)多元化的价值观面临真空
对美好物质生活、精神享受的需求及追逐已成为农民价值观念的核心。
一是农民的竞争意识增强。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缺乏竞争的经济。诸如，温饱知足，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温饱平安”等都表达出缺乏革新、不思进取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社会的渗透、发展，农民从周围环境以及自身利益变化中日益感受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不进则退”的社会，不敢面对竞争，将永远无法摆脱贫困命运。正是在这种市场经济环境的熏陶中，农民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
二是农民的开放意识增强。我国传统的农民观念闭塞，思想保守。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后整个社会与世界联系的加强，农民的“怀旧”、“保守”情结正逐步被开放意识所取代。
三是农民的自主意识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这种家庭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他们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利益来决定。农民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利益和尊严。
四是农民的知识意识增强。在农民的心目中，知识与人才的价值地位明显上升，越来越认识到知识日益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初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农民渴望汲取新的知识，学习新的本领，以提高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自身价值。
同时，在转型期农民身上也必然交织着多重文化冲突带来的矛盾。农民价值观在“旧的神祗已经死亡，而新的神祗尚无力诞生”的真空地带发生积极变化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消极的因素。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在城市物质文化高消费的诱惑下，在社会分配的某些不公现象的刺激下，当代农民在价值目标上更趋向功利。
举例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村民之间的相互帮忙是“免费的”，是不谈钱的，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一支烟或一顿饭，有时甚至完全是“义工”。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或更早时候，这种免费义工的事已经很鲜见了，不仅反映出农民对“劳务价值”、“劳动价值”观念的认知，也表明农民衡量时间价值的尺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社会的利益空间大大拓展，而市场经济为他们对利益空间的追逐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这种心理结构的转向和普及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强大的意识基础。这种变化同韩国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恰恰相反，他们在“新村运动”中所倡导的正是集体主义、合作主义的价值取向，而我们正经历着集体主义、合作主义精神的某种丢失。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膨胀，吞噬、残害农村传统的人文主义，导致人文精神萎缩、消退。社会道德方面，缺乏诚信，不诚实，不守信。一些地方农村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利益集团、地方黑恶势力抬头，构成了在乡村治理权力上的分割，使一些乡村政治经济行为无序、文化行为粗陋。随着社会的转型，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在社会舞台上亮相，农民的价值观进入了一种迷惑的境地，使得农民无所适从。
关键的问题
著名社会学
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普遍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土地家庭承包制、农村税费制度以及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革，都反映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正在从统治型、汲取型的关系走向治理型、服务型的关系。特别是始自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到2006年彻底终结了具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同时让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农民负担不再有存续的土壤。由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根本缓解。不过，通过取消农业税、让农民负担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在一些方面还很突出，特别是滥征乱占农村土地、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拖欠农民工工资、污染农村环境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在局部地区相当突出，有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近年来农村集体上访事件已经越来越普遍。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而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涉及局部利益、特殊利益和个体利益时，它们又各有所求，各不相同。因此，各阶层都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决策者表达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图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历史和制度上的原因，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农民与其他阶层相比，在利益代表和表达机会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一是法定表达渠道与机会不足。这种差别反映在《选举法》规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四倍。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真正的农民代表很少。公民的选举权与户口相联系，农民工在居住、就业的城市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不能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导致在社会政策制定、利益关系协调中对他们的忽视或伤害。 二是自组织表达不充分。利益表达的有效性与力度是与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利益表达力度越大、越有效。现实中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惟独人数最多的农民却没有一个能够整合自己的利益、代表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组织，农民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受到重重限制。 三是制度化渠道表达机会缺乏。由于农民通过正当渠道很难满足其利益诉求，农民不得不选择制度外的利益表达方式，使利益表达呈现出无序状态，使农民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当前，经常出现农民集体上访，尤其是集体越级上访现象，以及部分农村出现的群体性对抗基层政权事件，合理的行为往往通过不合法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不正当的利益表达方式，不仅危及社会稳定和民主化进程，而且可能使农民的利益表达误入歧途，大大降低农民利益表达的效果。 (二)贫富分化不断加速 改革开放前，农村平均主义盛行，农民普遍贫困，贫富差距很小。改革开放近30年来，总的趋势是，农村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贫富分化趋势加速。1980～2000年，全国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基尼系数由0.2455上升到0.3558，上升44.9%；2000—2004年，不同群体之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基尼系数在四年之中下降到0.3553。 有资料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平均值和最高平均值之比为1：6到1：8之间，而且这一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按照农户人均收入水平进行五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以浙江省为例， 2005年全省低收入组的20%的农户人均收入1864元，仅比2001年的1611元增加253元；2005年高收入组的20%的农户人均收入14412元，比2001年的9357元增加了5055元。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差距由 2001年的5.8倍扩大到2005年的8倍，而这期间的收入增量相差20倍。 农村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打破了原来农村社会的均衡状态，一方面在农村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现象，成为引发不断频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和违法犯罪现象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很多人的平等的发展机会，从总体上看，农民往上走的几率在减少，转为越来越弱势群体的人的规模在增加。 (三)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 在人们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时候，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还不是太强烈，也缺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应物质基础。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保障体系就逐渐不起作用或淡化。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稳定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再次分配来弥补初次社会分配导致的不公正，维护每一个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缩小社会差距，调整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发展，是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全国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了属于正规部门的部分城镇居民，并没有覆盖广大农民，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非常悬殊。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失地农民社保、农民工社保等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 一是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较低，2005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442万人，仅占农村总人口的 7.3%。农村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群众即将陆续进入老年，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少子现象改变了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如果他们的养老问题解决不奸，就会动摇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群众基础。 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近几年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存在筹资标准低、保障力度小的问题。 三是农村中上千万贫困人口还缺少最低生活保障。 四是我国进城务工农民约1.2亿多人，收入低、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大。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职工1.38亿人，他们的就业不稳定，没有完全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五是被征地农民超过4000多万人，他们失去土地后多数还难以正规就业，面对诸多的社会风险，相当多的人成为弱势群体。 六是目前农村每年有约7000万以上灾民，有7600多万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 (四)民间组织难以发挥作用 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行使“下达”功能，而少于“上传”功能，这样，他们的实际功能定位就是管理者和控制者的角色，而非农民利益代言人和中介者角色。造成现实的农村基层组织唯上取向的原因，表面上是制度安排不完善，实质上则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其被赋予了矛盾性的功能要求：一方面村委会要服从上级部门的意志以完成协助行政的功能；另一方面村委会要管理村里的事务，维护村民权益，从而要求村委会同时完成两种可能对立的功能。因此，当村民意志与国家意志发生冲突时，作为国家意志最基层代表的乡镇行政和村委会便会发现他们处处受到了村民的对抗，这种对抗可能导致国家意志在乡村的断裂，这种断裂必然会对国家控制急速变化的庞大农村社会的努力造成重大冲击。在乡镇政权组织，与村自治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领导关系”取向与“指导关系”取向存在两难选择；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上，“唯上取向”与“唯下取向”也存在两难选择。 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悖论，农民开始从过去对政府组织的依赖，转向对自我组织的强烈需求。组织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小农户之所以难于形成组织，就是因为难于支付组织的成本。农民事实上更倾向于在组织上“搭便车”。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组织为农民提供了利益保护的大伞，农民的利益被局限在集体经济的范围之内，双方利益冲突的地方不多。当市场经济引入之后，农民，包括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其利益诉求突然得不到政府组织的免费保护了，甚至出现了政府组织对他们的排斥、不作为和侵权。当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损失和收益越不对称，正规组织对他们越疏远，则农民对组织的需求越强烈。也就是说，当组织的收益高过成本以后，农民开始寻求自我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目前出现的农村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产和供销性质的组织，一种是维权的组织。这两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正规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这一方面说明政府组织出现了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一面，同时也意味着民间组织开始有了生存的土壤。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过程中，政府权力正在退出越来越多领域，社会本身的自主运行程度不断提高。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看，主要问题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农村社会组织力量过于弱小，对于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限制比较多，这些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狭小。 (五)农民工已成边缘群体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限制农民向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这种已经不合时宜的社会政策影响了经济本身的健康和谐发展，影响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演变，并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 现在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身份没有变，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为城市居民，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二三产业的全部就业人口中，农业户口从业者已经占了46.5%，农业户口从业者已经占了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57.6%；在建筑工人中，79.8%的从业人员是农业户口人员。在加工制造业中，68.2%的从业人员是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以户籍为分界的不公平的社会管理制度，导致我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脱离农村社区组织，又脱离家庭，同时又被城市所排斥的“游民群体”。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非农业劳动者职业阶层，大多保留着一份承包田，完全把土地转让出去，实现彻底离农离土的人很少。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从业的农民，户籍仍在农村，许多权利和义务都与户籍所在的农村发生联系，而不是与工作、生活所在的城镇相联系。城镇没有完全接纳他们，尚未给予合法的社会身份和城镇居民的权益。所以，他们未能实现彻底性离乡。农民正处于分化不彻底、不充分的状态。而分化的不彻底，造成了部分农村离农人口“两栖化”，形成为庞大的边缘人群。 农村社会成员的“两栖化”和边缘化，可以减少农村社会成员向农外转移的风险，在农村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村成为他们抗御风险的避风港，农业和土地成为他们生存的保障因素。这样，即使在城镇或非农部门失去工作，也不会成为无业者，因而有利于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然而，边缘群体是一种过渡性社会现象，较为复杂，需要加以整合。否则，会对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他们脱离了户籍所在地的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又没有纳入工作地的新社会管理体制，客观上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应有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愿望和要求难以顺畅表达。必须看到，大量农民工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不被城市接纳乃至受到歧视或伤害，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定会累积很多矛盾。不仅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而—且处理不好，也可能造成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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