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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作《“三农”问题：出路在农村》刊出后（见本报No.606期），刘来平以《危险的出路》一文（见本报No.611期，以下简称“《危》文”）予以批驳。对同一经济学问题的判断及其解决的思路和方法，不同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或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危》文中所涉及的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则是我们所不敢认同的。我们拟就《危》文中所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一一加以梳理，进一步重申我们的基本观点，同时对于《危》文所涉及到的极不合宜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判断。 一、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思路不应该沉缅于过去做了什么，而是未来应该怎样做 《危》文判定拙作所提出的问题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并武断地认为如果按此制订政策，后果是十分危险的。循着《危》文的思路，我们的回答便从“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开始。 起源于西欧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其突出标识的近代经济发展模式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富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成果是不容置疑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也不会去否认的。但是，从哲理上说，成功的过去并不代表现在和未来。从过去的时代成功地过渡到现在正在形成的时代，可以说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指示的作用，正如托夫勒所说的那样，“没有人能复制什么”。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总是要求人们必须在思想上、观念上以至在实践中对于做什么和怎样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要有一些新的认识和创新，牢牢地把握住不断出现的新的问题及事物。如果沉缅于过去的成功，只是念念不忘过去做了什么，所以现在和将来也必须这么做，那么，未来的希望将是十分渺茫的，那才是真正危险的。 从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其根本特色的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在有力推进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并不断空前膨胀的同时，也造成了另一不容怱视的重大问题，即以强劲势头向前推进的全球性环境与公害问题、资源耗竭问题、城市病问题，以及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纯技术化和非人性化问题等等。面对日趋严峻、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环境退化、生态危机、资源耗竭，世界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正面临严竣而深刻的考验和挑战。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将经济与社会纳入一条可持续发展、可长治久安的道路？显然，一般性的修修补补，按照西医“头痛医头，脚病治脚”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采取“多方权衡，全面照顾，一付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治头痛从脚上下手”的中医的方法，从根本上调整经济发展的重心，改组和重建现有经济与产业的根本结构。不如此，不但现有已经出现和已成局态的种种问题及危机难以化解和消除，而且新的危机还会丛生不穷并加速恶化，直至完全超过人类的应付能力，使人类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所有努力全部付之东流，成为徒劳。 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大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从中国本身经济或是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都必须在“现世”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到自己的“支撑点”，率先对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及其结构进行有效的、根本的改组和重建。 二、农业绝非如同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生计产业”、“低效率、低回报产业”和“辅助性的产业” 《危》文认为，尽管“经济学是争论很多的科学，但对于经济如何进入现代经济却甚少争论”，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度统一的，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发展农业带动经济现代化”，所以“‘三农’问题出路在农村”的判断，不但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十分危险的。我们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指出，《危》文对拙作的批驳在这里至少有以下错误：1.经济学已有的普遍结论可不可以质疑直至推翻？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说是不可以的，因为大家一致的看法并不代表一定正确。而且拙作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与主流经济学也就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截然不同。2.拙作只是从实现充分就业角度说明“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农村而非城市，然而《危》文却把拙作所提出的观点和问题与“通过发展农业带动经济现代化”搅和在一起。这种为了否定某一种看法或观点不惜采用“偷换概念”、似是而非的做法，显然是很不适当的。 这里自然涉及到应当如何看待经济学的已有结论及其作用等基本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经济学源自西方，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经济与社会实践活动这一背景下孕育起来的一门学问，因此必然带有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深刻印记。这样的一门科学，将其结论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很难说是适当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而是应该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有所创新和变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呼吁并身体力行地希望创立中国的经济学。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经济学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未真正、有效的形成起来。 第二，主流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今天包括中国经济学界在内，都一致认为：1.农业是人类维持生计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就是生产食品和部分的轻工原料等初级产品以满足人类社会吃、穿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求；2.农业还是低效率、低效益、低投资回报的产业部门，不但其追加投资的报酬递减现象或趋势特别显著，而且其总的投资回报率也明显地低于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涌现并迅速发展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部门；3.农业只能是经济发展及其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起辅助性作用的产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的作用就是不断地向作为经济发展“主导部门”及总体战略动力的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快速扩大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而廉价的食品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主流经济学对于农业的基本认识及其功能与作用的价值判断，并非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错误或很不适当的。 事实上，农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绝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食品等物品的“生计产业”，也不能简单、武断地认定为是一个“低效率、低回报的产业”和只是对工业等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具有“工具价值”的“辅助性产业”。农业价值的多元性及其巨大的外部效应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无视的。人类对于发生在耕地、草场和森林里的光合作用的高度依赖，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强。当代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的有效解决，包括资源耗竭的有效遏制、新型能源和新型重大工业原料的充分供应，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地球两大生命支持系统——土壤和森林的恢复，气候的稳定，社会充分就业与乡村贫困化问题的缓解和消除，乃至被异化、技术化了的人性的重新还原，文化的进步、价值观念的更新等等，都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农业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中的一个利害攸关的产业部门。 三、如何看待历史，需要的是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定论。简单地定论虽然直接，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危》文对拙作的批驳，从“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破题，既讲了外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更是着重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并认定，中国经济之所以落后和不发展，就是因为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试图依靠农业，以农业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所造成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中国历史上所形成并推行的以农为本的经济发展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特别是“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问题，限于篇幅，需要另题讨论。但是，可以明确的是，16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趋于落后，中国早熟、发达的农业经济之所以未能孕育出近代的工业革命，绝非是如同《危》文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中国实行了“重农抑商”，试图以农业保证社会稳定的结果，而是有着其他方面极其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综合作用，包括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以“官”为本位的社会价值心态和家产继承的诸子分析制等等。 同样地，西欧之所以首先产生了“工业革命”，也绝对不是如同《危》文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西欧农业经济的不发达所促成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及其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果说中国所以未能产业“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农业经济的过于发达，因而形成了所谓的“高水平陷阱”，西欧所以产生了“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其农业经济的不发达。按照这样的思路，一个国家的经济若要发展和进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发展农业，使农业处于落后的不发展状态。如此，岂不拙拙怪事？如果要说危险，《危》文开出的处方，那才是真正的《危险的出路》。 《危》文还特别提到1959～1961农村饥荒后我国的户籍管理，阻缓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使城市化发展滞后，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从而对农业发展不利。我们不知道刘来平是否了解和熟悉我国的这一段历史。1959～1961年间我国开始控制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流向，正是为了纠正在此之前盲目事实上，工业化、城市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1958年的大搞钢铁，大力发展工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弃农务工，盲目地进入工业领域和城市，结果造成如同笔者亲眼所见农田里成熟待收的稻谷竟因为炼钢的需要而搁置，在地里无人去收割的严重后果。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终于酿成了1960～1962年的3年困难期。之后，才有了已经进城的农民重新返乡的问题。这一段历史恰恰证明了盲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具可行性的。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点，充分考虑农业的负担能力。 四、大国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小国。小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大国可以而且应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 中国的国情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和部分先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都与中国截然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是人口数量的不同。中国因为人口总量庞大，决定了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出路在农业和农村而非城市。关于这一点，拙作只是从实现充分就业的角度加以了简单的说明。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以欧美日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大量消耗非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的，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4.66%（2001年），但却消耗了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4还多。日本更是一个依靠于资源进口的国家。中国13亿人口，按照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所需能源、重要工业原料等矿产资源不要说国内的资源储量难以满足，就是全世界的矿物资源恐怕也难以负担。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经济发达国家和部分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大多数国家工业落后的特定条件下所实现的。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先工业化国家的资源供应可以通过进口从全球角度加以解决。然而，这样的环境条件对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正在悄然消失。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另辟蹊径。由于中国国情和变化了的时代所决定，中国决不可再走发达国家和部分先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否则，其结果就难免不是悲剧性的和不可持续的，转了一圈之后仍将回到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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