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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然后从1994年起开始了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再经过1997年中共十五大开启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在20世纪末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不过，这个初步建立的经济体制仍然背负着命令经济的沉重遗产。这种情况的延续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格局。这种过渡性体制正阻碍着中国的技术创新，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方面，由于ZF具有主导资源配置的能力，导致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另一方面由于ZF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产生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腐败蔓延难以制止。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把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ZF”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在“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中，各级ZF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十一五”规划虽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却发现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过来。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过程中，这个议题提到了更高的政治高度，指出“转型刻不容缓”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体制性障碍未能得到消除，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转不过来，从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诸如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剧增，一直到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
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ZF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官员利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这个庞大制度基础造成了腐败活动的制度性蔓延，导致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新改革共识可以形成
我认为，当前形成改革共识的可能性比较高。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由环境的压力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矛盾和困难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在矛盾激化、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关于要不要改的问题，开始在多数人中形成新的改革共识。随着体制弊病和增长方式缺陷导致的严重问题的暴露，今年以来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有利于推动中国改革的前进。
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个从旧体制转向新体制的过渡性体制。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ZF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种过渡性体制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呢？换句话说，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ZF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
有的作者也使用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语，但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所谓“ZF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换，“ZF掌控驾驭下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吗？我认为，如果ZF在市场之上起资源流向的最终决定作用，那也就无所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了。
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倒退是绝无出路的。我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重点先从法治入手
政治体制改革包含法治、民主和实施宪政三项基本内容。三者紧密联系，甚至存在一种相互界定关系，所以，这三者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远大目标来说，实施宪政当然是最根本的，但是从实施重点来说，我觉得可以先从法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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