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历史分析3】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市场经济？

贺卫芳说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与本主题有关，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现代法治原则缘于自然的社会演进

　　记：你在“法官文化的意义与课题”中说道，现代法治原则缘于深厚的文化积淀、自然的制度发展和历史演进。从历史连续性的进路考虑，一国特定文化对一国法治形态影响很大；反过来，法治进程也会深刻地影响一国文化。那么，西方法制制度根植于什么土壤中呢？

　　贺：从根本上说，西方法制制度的形成是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观察西方的法律史，我们会发现法治的发生有着相当复杂的基础。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在古罗马会产生如此复杂而博大精深的法律知识体系？由于独特的语言、知识，法律人在睁开眼睛看世界时，看到的与常人眼中呈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们设计出非常复杂的概念体系和对事物不同的分类，从而获得解释社会关系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知识力量。

　　这里有几个社会性要素，首先是商人的精神。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所以形成复杂的法律思想和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缘于贸易的发达，商业的传统，社会交易的多样性以及商业社会的文化交融。人们必须认真考虑贸易纠纷如何解决。在小亚细亚买一船小麦运到雅典，人们必须考虑商业风险如何转移，其他还有动产、不动产交易如何做，什么叫占有、占有多长时间可以获得所有权，等等，这都需要复杂的法律知识、技术。这是重要的社会土壤。

　　第二个方面，是不同民族的融合导致的家族主义衰落。在各个社会中，家族都是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细胞或元素。人的基本生活形态和家庭密不可分，我们从小就知道父亲对家庭负有很大责任，并可以命令、支配我们。由家族拓展到广泛的社会层面，便形成家族式统治。这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模式。但是在西方历史上，战争使不同民族通婚，血缘混乱，家族式微，终于破坏了家族统治。

　　第三个方面，宗教因素。西方宗教传统、神学基础对法律制度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人的宗教情结很淡、很稀薄，很难理解诸如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这些神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法律制度。它的影响不仅在表层意义上，比如有些仪式来自宗教，更是在内在精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这也是西方法律制度的文化基础。与此同时，教会的存在是对世俗君主权力的制约，在罗马教皇面前，任何世俗君主都只是一个教徒，他必须遵循“把恺撒的东西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的准则。一般欧洲人的生存是两分世界，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这给后来的君主权力很大的制约。我认为，这是西方宪政存在的社会根源。

　　第四个因素，应该考虑阶级斗争、阶级冲突。西欧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不同，是阶级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斗争，罗马法得以发展是以贵族、平民的斗争分不开的。一直到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它所以能够成为宪法性文件，来自于贵族对国王的不满与反抗。当社会各层界限相对比较清晰、各自利益比较明确，又不得不相互依存、相互妥协时，宪法也就应运而生。第五个因素是专业化、专业主义。社会分工产生了不同专业，继而社会开始论证专业化在社会关系调整中的合理性。比如，判决一个案子。过去国王生杀予夺、皇帝言出法随。但专业化以后，解决纠纷时不再是有权力的人就可以，同时还需要有专业训练背景。君主再贤明、伟大，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就不可以从事司法判决。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如何被纳入法律框架之中。整个社会能够走上法治之路，不是偶然的。没有宽厚、结实的塔基，就没有金字塔。

再看丛日云的观点，似乎支持了上述看法，让我们再一次审视宗教对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作用。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历经1千多年的演变，其流派之多，支脉之复杂，认识分歧之大，是众所周知的，如何删繁就简，勾勒出其向近代政治理念过渡的主要线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作者敏锐地看到，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到18世纪末，其间虽经世事变迁引生了诸多不同的问题意识，也衍生出了形态各异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但是基督教产生伊始就形成的二元主义，却如同恒久不变的牢固堤坝，始终框范导引着这1800年观念演变的历史长河。于是，在作者看来，这二元主义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就成为一条主线，将近代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古希腊和罗马人的精神世界里，这种二元主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还很难一见。在那时，人们将个人生命看作是一个整体，是精神和肉体、现世和来世的统一。尽管他们也相信神灵和灵魂不死，但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在世俗世界，彼岸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此岸生活的直线延伸。他们没有双重生活的意识。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生活就是他们的全部。作为政治共同体，城邦承载着他们的信仰、理想和精神寄托。城邦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宗教生活，而城邦的宗教生活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对古罗马人来说，宗教生活是政治生活中一个不或缺的组成部分，宗教的虔敬与对部落、国家或家族的情感是融为一体的。

　　由于雅典人和罗马人，都尚未形成二元主义的宇宙观和思维习惯，在政治生活中，就不可能将个体看作是足以与国家相对峙的一极，个体权利与义务之间也就难以形成动态的平衡关系。在他们的价值信念里，参与公共生活、履行各种政治义务，几乎是唯一具有崇高意义人生选择。这种集体主义的信念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在希腊城邦行将解体的时候，柏拉图倾心创造的理想国仍要以消灭复数、取消任何多样性为前提，而对城邦民主无限留恋的亚里士多德也仍然认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

　　显然，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原型，虽然可以在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中找到，但是这两者间的相似性更多地表现在形式层面，而非实质层面。维系城邦民主制的集体主义绝对不是支撑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在城邦主义中没有成长的空间。个人权利至上和由此引生的严格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等现代政治的重要原则，在城邦主义中同样难觅踪迹。对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2000多年前，以爱琴海畔阿提卡半岛那个叫作雅典的小城为范本的曾经盛极一时的城邦主义，无论曾给他们带来过多少思想的灵感，但却绝不是承载他们思想的唯一平台。他们宇宙观和思维习惯的二元论，连同他们那些已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特征，诸如几近顽固的个人主义信念、对财产和私人领域的坚定守护、对政府权力的满腹狐疑等等，显然都不能都看作是城邦主义在近代的复活。

　　哪里才是这些思想的源头？丛教授新著的视线集中于“黑暗的中世纪”。在作者看来，当耶稣向他的信徒们宣布“恺撒的物当归恺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的时候，便以福音的形式传达了一种完全全新的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经由后世神学家们的反复阐释，最终形成了基督教特有的“二元政治观”。

　　这一“二元政治观”表述的是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的基本原则，即在彼岸与此岸、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会与国家之间作出区分，在肯定前者的优越性的同时，划出了两者的大致范围，并使之保持某种张力和富有弹性的平衡。同时，这些基本原则也促成了一种全新的秩序模式，在中西欧造就了教会和国家并立的秩序结构，教会全面掌控着宗教权力和精神领域，抵制国家的侵犯，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而国家则将自己的权力收缩在政治领域，并小心卫护使之免遭僧侣集团的侵入。当然，这些观念的广泛传播和这一秩序模式的长期存在，最终也转变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二元政治观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基督教对人灵魂和肉体关系的独特理解。在远古时代，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先民都遭遇到同一个难题，当生命的有限和永生的渴望纠缠成一个无法破解的死结时，他们创造出了灵魂的概念。肉体永生的梦想看上去飘渺无期，便将永生的希望寄托于灵魂世界。每个民族在肉体和灵魂、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上，大体都有独自的理解。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灵魂是否完全脱离肉体而存在，相应地，精神世界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如前所述，在雅典和罗马人那里，灵魂或精神世界尚没有获得独立地位。

关于文化、习俗与经济发展、制度形成与变迁之间的关系，本人过去读的一篇文献“后中世纪热那亚自我强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01）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阐述；关于历史制度分析（HIA）、比较制度分析(CIA)，个人感觉能够解释一些问题，值得深入，如果有兴趣的话。国内（包括历史上）有很多问题期待着用严肃的分析方法来解释，比如温州、潮汕、东北、中原、蒙古等之变迁，更大的问题当然是“李约瑟之谜”。

黄仁宇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有一定的分析，观点非常好，很有说服力。

做这个主题的分析，关键还是严肃的方法，当然数据的获取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用经济学的方法而不是历史的方法（单指目前中国的历史分析方法）来分析社会或者经济史，这样才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

我没有攻击任何方法或派别的任何意思，若不幸有之，敬请谅解。

楼上的说了一些理论框架方面的问题，能否利用其中一种方法，就“李约瑟之谜”具体谈谈呢？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许多国家兴起了，又衰落了（荷兰，西班牙等），各个国家走的路也非常不同（比如，英、德、法三大国），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都叫基督教，但差别很大，内部的相互斗争很利害，但是，最后却走向了几乎相同的目的地（由于历史原因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殊途同归），这些似乎用诺斯的框架解释更有说服力，宗教信仰的解释力是不是显得弱呢？

nie在这个论坛中似乎总是提出很宏大而有趣的问题。宏大意味着似乎每个问题都包含了人文学科所要涉及的全部内容。有趣意味着凌晨时分看到这个帖子还是想回复。呵呵。说点个人意见。然后休息吧。

我不知道是否该同意nie将宗教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原因：下面第一段话想说的是，不同意。下面第二段话反驳了自己。呵呵。

实际上，如果不是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导致神权至高无上地方的丧失，市场经济就没了发展的文化基础。我的意思是，市场经济需要自由、民主等观念，这些观念是神权在上时难以建立的。同时，宗教就其具体的教义而言，的确没什么不好的。事实上，所有宗教的具体教义在对道德的指导上都是好的。但，宗教的本质是糟糕的。宗教要求人们信奉某种超越于人的最高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是超越于人的，只能选择绝对相信，基督教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在上帝手中，我们都该听他的。呵呵。这样，就限制了人的肆无忌惮的思维权限和异想天开的自由心灵。宗教另一个糟糕的本质，就是它的排他性。相信这个门派的是友人，不相信的就是恶魔。呵呵。

宗教的这两个本质却导致了另一个结果的出现：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关怀和成功引导。基督教里的那些教义中国文化中没有吗。显然是有的。可是同样的东西在宗教里可以完成上述工作，在文化里却未必。因为，如果你相信了宗教，也就意味着你相信了只要你按照教义去做，那么上帝一定批准你进天堂，而最为关键的是每个教徒对此都深信不疑。但，如果你相信了中国文化中同样的道德规范，意味着你只能相信另一个民俗一般的教导：好人友好报，坏人有坏报。最为关键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将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此深表怀疑。我的意思是，由于宗教设定了一个超越人而存在的东西，那些好的道德都是冠在他的名下，而这个超越的家伙是绝对不会犯错，同时谁也无法向你证明你相信他相信错了。因为，他不会出来向大家回报那些好人进了天堂，那些坏蛋下了十八层地狱，那些死掉的好人和坏人就更不能证明了。相反，我们的伦理规范没有冠在这样一个同志的名下，自然也就不提供终极报答。而同时，我们总在过程中发现，好人会被冤枉，坏人因为违规总是获益等等。由此，同样的道理，在宗教的名誉下，可能更能抵抗住市场经济巨大的物质诱惑，而在非宗教的名誉下，有些难度。

作为初到此处的人，我好像有点热血青年的感觉，花费了不少时间看和写。呵呵。希望，热情能在日后消减一些，然后能就一个问题好好思考了在来说话。就这样吧。

谢谢楼上的热情，就是因为热情，人大经济论坛才有辉煌的今天！

你说，“宗教要求人们信奉某种超越于人的最高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是超越于人的，只能选择绝对相信，基督教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在上帝手中，我们都该听他的。呵呵。这样，就限制了人的肆无忌惮的思维权限和异想天开的自由心灵。宗教另一个糟糕的本质，就是它的排他性。”

那么你如何解释很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

就宗教反思想的危害性而言，想，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我的意思是，宗教信仰的这种特质，对于人类的思维自由而言，是一种整体性的限制。毕竟，在神权至上的年代，很多杰出的学者因为自由思维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格拉底和维克塞尔，以亵渎神明罪分别处以死刑和投入监狱。这种钳制思想的手段，不能不影响和束缚人们的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有了大众化的色彩，神权的没落降低了它对人们思维的钳制力度。但，作为一种设定了某种最高存在的，存在吧，总说东西，感觉不好，毕竟宗教有其神圣的一面。想，它反思想的本质并没被更改，只是被弱化。弱化的原因，在与西方社会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在于科学被运用到技术中之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创造力。我的意思是，其弱化，是因为它基本的信仰基础在文化和科学进步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不是其本身发生了什么改变。

我不否认您所说的很多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是基督徒这一事实。我想，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所说的反思想成立，那么这些人就应该只会背教义，不可能从事那些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的研究。我忘了是谁，似乎是牛顿，如果错了，请原谅，但这个人一定是存在且很著名。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其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承受着心理压力，因为他的信仰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错的。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甚至采取了一些惩罚自己的方式。而到了晚年，他放弃了科学研究，转而研究宗教，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不是一个很好地说明呢。当然，这是一个个案。

科学家信奉基督教，是否会影响其行为，我无法证明。您可以说，有了成果，就是证明。我也可以说，如果不信，也许有更大的成果。比如，我前面所说的个案。但，对于学者而言，宗教反思想的影响会弱一些。因为，科学家本身从事的职业，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其本身要求客观、唯物的态度，要求思维自由的能力。当两种矛盾的东西出现在脑海里时候，选择何种，取决于这个人如何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比如，我如果是基督徒，同时是一个医生，我可能会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在接近藏在上帝手中的人类生命的秘密，而上帝也准许我的猜测和接近。

宗教反思想的特质对于非学者的人而言呢。我更愿意接受您提出的另一个命题：我们应该构建，如何构建，一种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来完成行为的引导。因为，对于宗教，我相信它的某些东西，的确是好的。但，我质疑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环境，文化创兴缺席的状态下，宗教能否完成它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事情。

一句题外话，如果一定要选择宗教。我更偏好佛教。因为，佛教的思想，接近哲学境界。

谢谢您在这儿和其他版面对我的指教，以及鼓励。

青雪，这并非是一个个案，我对基督教并没有研究，我们一个老师年轻时是念教会学校的，所以算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我所了解的只言片语来看，您对基督教怕是彻底误读。牛顿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并且，牛顿并非心怀不安去研究“反上帝”的科学，相反，科学只是印证了上帝的存在。恕我浅见，即便是当今科学也无法否定上帝的存在。佛教，自龙树提婆汲取印度教之因明以来，确实有些哲学的味道，但佛教的教义(四谛)显然和哲学不相干；倒是牟宗三先生说的好，道教是更接近哲学的。

目前的困境毋宁说由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皆是肇始于基督教国家并取得成功，所以非基督教国家是否也能发展市场经济造成的。由于历史的不完全归纳性，这个问题总是在事后才有解的。

忘了说一点，宗教不需要证明。